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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故事梗概(乌台诗案背后哪股势力在兴风作浪)

王清晖 2022-11-01 09:00:08 0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也曾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其实是变法派对保守派的一次反击。

介绍苏轼一生时总是绕不开乌台诗案,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一夜之间从风头正劲的进士文豪成为仕途失意的落魄文人,那么乌台诗案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苏轼受伤最深?

乌台诗案的经过

宋神宗元丰二年四月,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这一天他接到弟弟苏辙信件,内容让他愕然:兄长已被小人污蔑,朝廷钦差不日就会押你进京,兄长要早做准备,不过请兄长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营救你。

苏轼茫然,熙宁二年王相公推行新法,自己上书呈奏变法诸多弊端,引来王相公不快,便自请出京任职,至今已有八年。在这八年间,自己在杭州、密州、徐州政绩斐然,也未曾参与朝堂之上的党争,况且此时王相公已经下野,到底是何人与自己为难?

到了开封后,苏轼被关进御史台大牢。因为东汉御史台外柏树上经常栖息着大量乌鸦,乌黑一片,时人便将御史台称为乌台,经过一通审讯,苏轼明白了,自己是被“文字狱”了。

问题就出在他上任湖州知州时写的《湖州谢上表》,这是官员调任后的例行公文。在这份谢表中,苏轼也不能免俗地对宋神宗歌功颂德,谦虚地表示自己毫无政绩,能到湖州做官都是宋神宗的恩德等等,在谢表的末尾,苏轼来了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是苏轼自谦,说宋神宗知道我愚昧不堪,无法与时俱进,难以和变法派共事,又知道我为人随和不爱生事,因此把我外派做了地方官。然而监察御史何正臣跳出来说苏轼这句话中“老不生事”是在暗讽变法派生事,暗讽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无事生非,这是保守派死灰复燃,抨击新政!

何正臣的行为点燃了变法派御史的“激情”,御史舒亶为此“潜心钻研”苏轼作品四个月,只为找出苏轼更多罪证,“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带着成果和御史中丞李定、国子博士李宜之联名上奏宋神宗,宋神宗看到他们为苏轼罗列的罪状,不禁感叹舒亶是个人才。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青苗法执行不力,官吏一边强迫百姓借钱,一边从百姓口袋中掏钱。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讽刺变法派培养的官员只知律法,不知儒家道义,难以辅佐明君。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讽刺变法派兴修水利。

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讽刺变法派推行盐业官营导致民众无盐可吃。

生而盲者不识日。讽刺儒生不知儒学,只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

随着审判进一步深入,不仅仅是苏轼本人,与苏轼相关的司马光、黄庭坚、王诜以及弟弟苏辙等人也牵扯在内。

比如在《和韵答黄庭坚二首》中痛斥“新进”,在《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中抨击朝廷开运盐河“生事”等等,前者是和黄庭坚唱和,后者是赠给好友王诜;此外还有王安石罢相次年,他写了一首《独乐园》给司马光,暗讽王安石不行,还得是司马光出面收拾局面。

此外还有很多,李定、舒亶等人将苏轼诗词彻彻底底翻了好几遍,这可能是苏轼第一次后悔写这么多诗词吧。

对苏轼的审判

李定、舒亶等人上奏宋神宗,说苏轼已经认罪了。宋神宗很惊讶,忙问你们是不是屈打成招了,李定说苏轼名望太大不敢用刑,宋神宗大怒,诽谤新政,这在当时就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变法派得势时 ,连司马光都要避其锋芒躲起来编书,你苏轼竟然敢对新政指手画脚,反了你了!宋神宗下令大理寺、御史台以及审刑院给苏轼定罪。

大理寺的判罚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苏轼流放两年,但是因为当前朝廷有赦令,可以免罪!御史台不干了,自己一帮人千辛万苦挖出这么一大瓜,是打击保守派最好的机会,怎么能就这样轻飘飘地放过呢。御史中丞李定直接上奏宋神宗,要求对苏轼“特行废绝”,直言苏轼抨击新政居心叵测,“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要求宋神宗杀了苏轼,否则难以震慑保守派!宋神宗为难了,这时苏轼的后援团发力了,这当中作用最大的是王安石、章惇和曹太后。

王安石听到御史台要杀苏轼,在南京赋闲的他立即给宋神宗上书,劝宋神宗千万不能杀苏轼啊,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一旦杀了苏轼,您老在史书上的盛名就全没了呀。很显然这句话宋神宗听进去了。想当初王安石变法时,苏轼出言讽刺,现在苏轼有难,王安石不计前嫌出言相救,也许这就是那时的君子之风吧。

章惇和苏轼是同年进士,两人本是好友,后因为变法一事走到对立面,按理说宋神宗杀了苏轼,对保守派是一次极大的震慑,对变法派的士气是一次大提振,对章惇非常有利,但是他还是在宋神宗面前据理力争,为苏轼求情。副相王珪用“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说苏轼不认宋神宗这条人间真龙,还要到处去找龙,此乃不臣之举!这是污蔑苏轼想要改朝换代呀,真的是狠!

章惇看不下去了,直言龙并不是皇帝专属,当年诸葛亮还称为卧龙呢,也没见刘备有啥不高兴啊!下朝后章惇并不放过王珪,质问他为啥要如此污蔑苏轼,王珪讪讪地回答说这些都是舒亶的说法,自己只不过是转述,章惇冷冷地回了一句:舒亶的唾液也能吃吗?!

曹太后是宋仁宗的皇后,按辈分是宋神宗的祖母,她是苏轼的“小迷妹”。她告诉宋神宗,当年宋仁宗在世时,常常以苏轼、苏辙兄弟俩在本朝入仕感到欣慰,认为这是为后世子孙发掘了两位贤相。现在苏轼因为写了几首诗被关进监狱,一定是仇家恶意中伤,你一定要明察秋毫,切莫因此伤害中正和平之气。此时曹太后已经病入膏肓,宋神宗含着眼泪答应了。

最终审刑院复审宣判,同意大理寺判定,驳回御史台上奏,同时为了表示对苏轼的惩戒,依宋神宗特指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

乌台诗案到此结束,我们不禁要问,御史台为什么要掀起这场“文字狱”,为什么受伤的是苏轼?

背后的党争

熙宁二年,王安石推行变法,因为触及了太多人的利益,在朝野之中掀起了变法派和保守派的党争,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变法派占据上风,保守派代表人物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等先后离开中枢,吕惠卿、章惇、蔡确、李定等人得到重用。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富国强兵,可是因为太多实际情况没考虑到,加上用人不当,新法推行出了很大偏差,搞得朝野沸腾。熙宁七年,保守派以天灾为由,陈述新法之过,绘制流民图献给宋神宗,暗指百姓因新法流离失所,宋神宗扛不住压力,王安石下野。

王安石举荐变法派二号人物吕惠卿接任推行变法,然而吕惠卿却想自立门户,他担心他日王安石回朝夺走自己的权势,因此处心积虑倾覆王安石,不过宋神宗还是更信任王安石,次年便召其回朝,主导新法,吕惠卿被贬。

王安石回到开封后,发现自己与宋神宗的观点差异越来越大,宋神宗对新法的支持也不像之前那样坚决,而且经过吕惠卿折腾,变法派内部出现分裂,不再以推行新法为主要目的,反而是在倾轧争权,加上长子突然病故,王安石心力交瘁,力不从心,一年后辞去宰相之职,到江宁赋闲。

王安石、吕惠卿两位主将离去,让变法派失去了主心骨,宋神宗以吴充为宰相,虽然他也算变法派,还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但政治立场偏中立,无法扛起新法大旗;副相王珪是个“三旨相公”,上殿取圣旨,宋神宗决定后他领圣旨,下朝后给具体执行的人叫已得圣旨,整个流程没有自己的主见,像个摆设。

正相、副相虽然都是变法派,但都无法扛起变法派大旗,这和宋神宗越来越激进的变法意图发生了严重冲突,若无法满足宋神宗的意愿,变法派失宠只在朝夕,因此李定、舒亶等人急了,他们必须发动一场对保守派的打击,阻止保守派回朝争权

打击保守派,最好的人选当然是司马光,然而他老老实实在洛阳编书,找来找去没有什么突破口,倒是苏轼写的《湖州谢上表》让他们找到一点机会,这时沈括把之前整理的苏轼诗词中抨击时政的内容送给了舒亶等人,沈括就是那个写《梦溪笔谈》的沈梦溪,此人虽然见多识广,但是在品行上当属小人。舒亶如获至宝,加上苏轼名声在外,很多人奉他为保守派智囊,拿下他必定会重创保守派,于是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应运而生。

苏轼大难不死,不过那个对仕途充满向往的苏轼已经远去,我们熟知的苏轼正在走来。被贬黄州四年时间,他写了三百多首作品,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也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还有两篇《赤壁赋》的人生思考,还有道尽人生无奈的天下第二行书《寒食诗帖》,他还在黄州城东坡上为自己开垦了一片菜地,苏东坡来了!后人有云,眉州是苏轼的故乡,而黄州是苏东坡的故乡,感谢乌台诗案为我们送来了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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