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侣·士人·土官：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连瑞枝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版，118.00元。

□ 王绍贝

《僧侣·士人·土官：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一书是连瑞枝教授近二十年来在云南从事田野考察和民间文献搜集工作的一项重大成果，作者是历史学科班出身，除了熟练运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外，还利用了历史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西南地区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将田野调查的成果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是本书取得成功的一大亮点，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明代西南边疆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边境社会是一个被集体建构出来的概念。历史上的中国政治建立一套华夏中心的天下观，通过朝贡与土司羁縻的方式来维持其与边缘四夷的政治秩序。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认为，华夏中心的视角形塑一套“典范历史”的框架，使边境人群随着华夏边缘的“漂移”而不断被重新定义。然而，当我们仔细检视此二元论述背后的历史现场，将会发现国家边缘曾经出现多元且规模不一的政治体系。连瑞枝试图以西南僧侣、士人、土官三类人群为主体，来讨论他们在被明朝统治后，其居住区域成为政治意义上的边境社会时，人群流动、重组以及其为争取身份合法性而致力于重建历史的过程。

中国历史是一个不断往南方扩张与人口移徙的过程，但是文化并非以单一的方向与形式来发展，而是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文化与社会的基础上产生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在中央王朝仪式正统的架构下，“中央与边裔”之天下秩序与宇宙观，使地方传统沦为“风俗”，甚至许多地方人群还被编入“蛮夷”之属。尤其明中叶以来，象征仪式正统的儒学义理与论述在整个知识阶层越来越具主导性，以中央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也越来越具支配性，边远地区的人群如何适应与调节这种新的政治秩序，如何寻求人群内在的利益，如何建立与外缘人群的关系，重组社会与整合地缘政治，是地方社会相当核心的问题。明代西南人群的身份合法性，需要做出一系列的行动与选择来申明。明朝定鼎南京后，白人各士族集团纷纷入京朝见明太祖，力图得到中央政权的身份保障，他们被划入僧官、士人与土官三类身份中。

僧人代表了西南地区寺院的宗教文化和庞大的寺庙庄园经济力量，僧人入京朝见明太祖，获得中央任命的僧官身份，或册封“国师”。明朝以二元政策治理西南之僧侣，先是设置象征中央治理的僧纲司，后又为拉拢土僧，另设阿吒力僧纲司。随着中央儒学教化的深入，僧人在地方政治中的角色开始边缘化，年轻僧族世子多转为士人或担任儒吏，有些寺庙甚至被改编为孔庙和建置儒学。佛寺被用来作为国家与土官社会缓冲的仪式机构，构成一套互为表里的政治体系，是地方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官员的职责至少必须维持地方稳定，于是他们很快学习并效法土官既有的传统治理技术，以兴建佛寺护持佛教来达到乡里治理的效果。

成为士人是明代西南白人精英世族的一种有利选择，其初有来自制度性的鼓励，后来逐渐成为积极刻意的安排。朝廷施以优礼政策，派其担任南京国子监生，也鼓励其在土官衙门担任学官与儒吏。转型后的士人在新制度支持下，继续维持或创造新的社会关系，这批转型为士人的乡进士与乡士大夫，逐渐成为流官体系成员，某些从僧官转型的士人也与土僧阶层渐行渐远。在正德、嘉靖之后，朝廷官员与士子纷纷掀起一股崇正之风，打击地方淫祠，大力推动正祀典。为确立士人身份，大理世族着手撰写家谱并兴建宗祠，新兴的宗祠几乎伴随佛寺荐祖之传统延伸而来，宗祠多与佛寺并列，先祖若是土军之列，多追溯祖先为唐名将或边臣后裔，如李泌及其部署，或更古老的诸葛武侯留将等。士人集团的崛起也为清代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

土官制度是中央王朝羁縻边境的权宜之计，其一方面具有区辨边境人群的意味，另一方面又依此区辨土官的身份意义。白人土官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政治局面，他们平时受兵部调派往边区作战；其世代承袭，受宗支图的制约，在通过层层考核与批示时，又必须和中央朝廷各部院之非规范权力网络打交道。在地方政治上，卫所军屯入驻其境，势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官府设置盐井灶户以及采银新兴势力的兴起，其传统领域不仅受到严重的侵削，土官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开始松动。土官的因应策略则是，通过联姻建立和扩大政治联盟，女性在地缘政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是通过沟通双边势力的重要媒介，他们可以是女儿、妻子和母亲三种不同的身份。女儿联结父亲与女婿两方，妻子意味着土官的靠山，嫡妻、嫡母扮演巩固父子世系相承的关键性角色。土官还发展出一套历史书写，譬如土官木增邀请著名的文士徐霞客撰写家族历史和《鸡足山志》，突出云南人群的历史源自山乡，而不是源自明朝统治者眼中“郡志”为中心的历史，争夺历史话语权来巩固与强化世系的政治声望。

连瑞枝指出，西南人群的历史是当地之氏族与部酋社会随着不同政治与地方条件，对邻人采取区辨、合作与重组等方式来巩固地方利益的过程。国家以一套“身份”制度作为治理边境的架构，但是人群则以地方传统之社会网络与文化资源来对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