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倭寇，大多数中国人都很熟悉，有明一代，倭寇成了危害中国东南沿海安全的重大隐患，而明朝也涌现了一批抗倭的著名人物，其中尤以戚继光最为著名。那么，这些倭寇从哪里来？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都值得大家思考。

倭寇真的都是日本人吗？

倭寇几乎贯穿整个明朝历史，但是倭寇最为猖獗的时代恐怕非嘉靖年间莫属，史称“嘉靖大倭寇”，也有 “后期倭寇”之说。

在搞清楚倭寇的起因和对策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明白什么叫做倭寇？根据《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倭寇”词条，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但是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吗？恐怕未必。

因为倭寇这个称谓直指日本，所以日本方面对“倭寇”也有很多的研究，我们可以先看看作为“当事人”的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倭寇”的。

日本著名的明史专家山根幸夫在其著作《明帝国与日本》中就曾经谈到“后期倭寇”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一、后期倭寇并非全部是日本人，而且甚至倭寇的主体都不是日本人，而是明朝的中小商人阶层；二、倭寇的最高领导人并非日本人，而是一个中国人——徽商出身的王直，他要求废止“禁海令”，为了追求贸易自由化而进行海上走私贸易。

明《倭寇图卷》

日本的倭寇问题专家田中健夫为《日本史大事典》撰写的“倭寇”词条可以帮助大家更加客观地了解这个概念，他如此写道：

“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的沿岸与内陆、南洋的海域行动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中国人和朝鲜人把他们称为‘倭寇’。”

田中健夫的“倭寇”定义给出了三点信息：首先，倭寇的活动地点是“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的沿岸与内陆、南洋的海域”；其次，其主要人员组成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主体是海盗集团，而日本人只不过是“包括在内”而已，肯定还有很多其他国籍或者民族的人；最后，“倭寇”这个称谓是中国人和朝鲜人特有的称呼。其中，第一点和第三点，相信大多数读者都没有异议，关键的分歧在第二点。

那么中国学者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厦门大学教授林仁川在《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中提出这样一个结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王守稼在《嘉靖时期的倭患》中则说得更加直白——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披上“倭寇”的外衣，以让明政府有所忌惮，实际上所谓的“真倭”才是真正的日本人，只不过他们是受雇于王直，相当于“雇佣兵”。

除了中国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外，在中国的史料和史籍中也有很多关于“倭寇真相”的记载，我们略摘录一二，可以让大家更加全面地了解倭寇这个概念。

《明史·日本传》中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所谓“真倭”是指日本人，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日本人“真倭”的数量的确是占少数，与现代学者的研究吻合。但是，关于真倭和从倭的主从身份，却似乎是日本人为主导。但是在《明史·日本传》的另一处记载，却又有着不同的表述：“海寇每船约二百人，首领大都为福建及浙江温州、台州、宁波人，也有徽州人。”“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也。”

所以，综合古今中外历史学者的研究，所谓“倭寇”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以中国海盗为首、日本人为从的海盗集团，这和大多数人认为的“倭寇”特指日本人是不同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倭寇”是指明朝时期的“倭寇”。

倭寇的形成原因和对策

那么，既然倭寇是中国人为主的海盗集团，那么这些所谓的海盗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呢？

明朝时期的海盗，实际上是海盗和海商的集合体。

明朝嘉靖年间人唐枢在回答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咨询时，一语道破了当时海盗猖獗的原因：“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在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

而万历时期，福建长乐人谢杰对倭寇的分析则更加直观，他认为“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因为这些地区人口众多，但是土地却大多以山地丘陵为主，所以物产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人口，他们只能够以番舶为利，即通过海上贸易养活家庭，宋、元两朝泉州、漳州等东南沿海港口海外贸易十分之发达。

宋泉州市舶司遗址

但是这一切在明朝时期却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百姓私自出海，与海外各国交往，原本元朝非常发达的海上贸易便遭遇了灭顶之灾。自从洪武初年颁布禁海令之后，明代各朝都坚持执行禁海令，随着时间的久远，民间的海上贸易也有松动的迹象。

但是到了嘉靖年间，禁海令又重新严格起来，“嘉靖初，市舶既罢，流臣日严其禁，商市渐阻。”而无法通过海上贸易生活下去的海商们自然就转变成了海盗，“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既然找到了倭患严重的原因是“海禁”，那么其对策则迎刃而解，正如治理洪水一样，不宜堵而宜疏，所谓“堵”就是继续执行海禁令，而使用武力剿灭倭寇，而“疏”则是开放海禁，“市通则寇转为商”。那么明朝的统治者是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关于开放海禁的争议

既然找到了“倭寇”的根本原因是海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是否通过开放海禁彻底解决这一困扰明朝东南沿海多年的难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现在看来似乎显而易见，但是在当时，要将这个问题想明白，并且完整地阐述出来并不容易。好在中国在任何时代都不缺乏这样的有识之士，浙江、南直隶和福建总督胡宗宪的幕僚唐枢对此就有着一篇重要的论述，记载在《论处王直奏情复总督胡梅林公》，他主要阐述了一下几点开放海禁的有利之处。

胡宗宪像

第一，招抚王直、开放海禁，可以利用王直在东南沿海的势力对其他的海盗或者“倭寇”势力起到“以夷攻夷”的功效，而且王直本人就是东南沿海最大的海盗势力，如能招抚他，就已经解决了心头之大患。

第二，“商道不通使商人转而为寇”。中国与外国之间各有物产，而各自都需要对方的特产作为自己生活和商业的补充，所以自古以来，贸易很难断绝。东南沿海人民自古以来有着海洋贸易的传统，很多人以海上贸易为生，而明朝立法“许其贡而禁其为市”，使得百姓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贸易牟利，最终只能走私为生，成为了海盗，“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如果开放了海禁，百姓们可以自由贸易，自然没有人会去铤而走险做海盗了。

第三，开放海禁，有利于政府收税创收，唐枢在文中写道：“开市必有常税。向来海上市货暗通，而费归私室。若立官收料，倍于广福多甚。”唐枢认为一旦开放海禁，官办海上贸易之后，官府可以从中抽税，这将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否则这部分收入都归私人所有，从财政上来说，于官府不利，而且又增加了海盗的额外风险。

第四，“使有力者得以从商，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世间百姓从事何种职业，原本并无定数，但是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且他们总会追随先行者，所以当有人因为海禁而不能靠海上贸易为生、最终铤而走险从事走私贸易的时候，他们也必然会追随前人，走上同样的道路。如果能够使那些有能力的人得以从事正常的海上贸易，那么那些追随之人也必定能够安于本分，不至于冒险从事如此危险的事情。

此后，有不少其他的有识之士也提出了相近的见解。

嘉靖三十九年，巡抚淮扬都御史唐顺之向朝廷提出关于海防的建议，其中第三条“图海外”，便主张“招赦逋逃”及“宣谕日本”，所谓“招赦逋逃”是指对海盗实施招抚的政策，而“宣谕日本”则是指恢复日本的朝贡制度，使日本能够通过正规途径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物资，而不必通过海盗和走私等犯罪行为。唐顺之还提出了另外一条——第六条“复旧制”，则是主张恢复明朝初年的市舶贸易的旧制，“国初，浙、福、广三省设三市舶司，在浙江专为日本入贡，带有货物，许其交易。”这一条比第三条更加前进一步，直接点出了开放海禁的必要性。

嘉靖四十三年，胡宗宪重要的合作伙伴、福建巡抚谭纶也给嘉靖皇帝上奏折，其中有一条建议便是“宽海禁”——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鱼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宜稍宽其法。

可见，有识之士的意见基本一致，就是要开放海禁，让沿海人民能够通过正当方法谋生之后，那些“海盗”和“倭寇”就没有后续的“兵源”了，也没有存在的土壤和空间，这比耗时耗财的围剿要经济得多，也有效得多。

经过众多有识之士的建议，明朝终于在隆庆年间开放了海禁，据《东西洋考》记载，“隆庆元年，福建巡抚徐泽民上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朝廷允准。”

伴随着海禁的开放，以及王直等海岛头领的被杀（原本准备招抚），东南沿海的“倭寇”也逐渐式微，最终消失，到了明朝末年，倭寇已经几乎不再被提及，明朝的外部危害从东南转移到了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