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边塞诗派”的崛起

姜宏伟

20世纪80年代，是各诗歌流派“群雄逐鹿”的时代，各种诗潮风起云涌，精彩亮相，构成了蔚为壮观的新诗繁荣景象。其中，创立时间较早、优秀诗人较多、诗歌佳作不断涌现的诗歌流派，毫无疑问要数“新边塞诗派”。

“新边塞诗派”是以新疆诗坛“三剑客”杨牧、周涛、章德益为代表，以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域风情为诗歌创作背景，以《新疆文学》《绿洲》《绿风》《阳关》《飞天》《中国西部文学》等文学杂志为发表平台，在中国新时期诗坛出现的诗歌流派。它诞生于1980年代初期，辉煌于1980年代中期，沉寂于1980年代末期，在中国诗坛独领风骚长达十年，不但涌现出大量独具边塞风格、具有独特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的诗歌作品，而且在中国西北地区乃至全国诗坛都产生了深远、持久和广泛的影响，在中国百年新诗史册上留下了“新边塞诗派”这个诗学概念。

“新边塞诗派”最早是由当时新疆的青年诗歌评论家周政保命名的。1981年，新疆青年诗人章德益的组诗《天山的千泉万瀑》、杨牧的《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和周涛的《从沙漠里拾起的传说》，先后在《上海文学》第3期、第8期“百家诗会”诗歌专栏发表。同年9月，周政保对三位优秀诗人具有浓郁边塞特色的诗歌佳作给予解读和评价，撰写了《大漠风度 天山气派——读“百家诗会”中三位新疆诗人的诗》的诗歌评论，并发表在当年11月26日上海的《文学报》上。文章写到：“读他们在‘百家诗会’上的诗，使我们想到他们近年来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在诗的见解上，在诗的风度与气魄上比较共同的‘新边塞诗派’正在形成。特别是在杨牧、章德益、周涛周围，一批数量可观的诗作者正在崛起，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影响，成绩越来越大。我们相信，这个‘新边塞诗派’是大有希望的，因为他们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活跃在新疆和全国诗坛上的新的豪放派！”文中提出的“新边塞诗派”这一诗学概念，可谓是对“新边塞诗派”命名的“开篇之作”，也是国内评论界的首次命名。文章的发表，具有“首开先河”之意义，在诗坛产生了较大影响。

1982年初，青年诗人周涛在经过对诗学概念“新边塞诗派”进行充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后，结合自己的实践撰写了诗歌研究论文《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并发表在1982年2月8日《新疆日报》第四版“创作谈”专栏。该文是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阐述“新边塞诗”创作构想的理论文章。尽管文章篇幅不长，只有两千字左右，但是内涵丰富，观点独到，在周政保提出的诗学概念“新边塞诗派”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丰富的阐释和更为全面的论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创作“新边塞诗”的主张和构想，具有较高的诗学价值，为后来“新边塞诗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创作指南和探索方向，也是当下研究“新边塞诗派”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诗学理论文献。

“新边塞诗派”之所以成为中国诗坛最著名的诗歌流派之一，是因为在“新边塞诗”的旗帜下，聚集了当时中国诗坛一批十分优秀的诗人。其中，新疆的杨牧、周涛、章德益，甘肃的林染、李老乡是“新边塞诗派”的代表性诗人。此外，还有当时生活在新疆的杨树、李瑜、郭维东、洋雨、东虹、杨眉、柏桦、石河、高炯浩、王辽生、易中天、孙涛、安定一、曲近、李光武、秦安江、贺海涛、彭惊宇、刘亮程、王峰、赵雪勤，生活在甘肃的杨文林、唐祈、何来等。他们在丰富“新边塞诗”的创作道路上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果说评论家周政保为“新边塞诗派”命名，诗人周涛的理论阐释还仅仅关注新疆的诗歌创作。那么，在“新边塞诗派”成型的过程中，甘肃省酒泉地区创办的文学双月刊《阳关》杂志则为“新边塞诗派”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1981年，甘肃省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兰州召开。为了繁荣发展甘肃省文学艺术创作，大会提出了“创立敦煌文艺流派”的设想。《阳关》编辑部积极响应大会的号召，以探索创立敦煌文艺流派为己任，从1982年第一期开始，在刊物开设“探索、创立敦煌文艺流派”专栏，专门讨论有关“敦煌文艺流派”的问题。同时，面对新疆、甘肃等地出现的“新边塞诗”创作现象，在杂志上开设“丝路上飞天的花瓣”诗歌专栏，率先为“新边塞诗派”的诗人搭建了发表“新边塞诗”作品的舞台。在开设“丝路上飞天的花瓣”诗歌专栏的编者按中，编者阐述了编辑主张，在探索、创立敦煌文艺流派的主旨指导下，我们编发了“新边塞诗专辑”。从此之后，《阳关》将“新边塞诗”作为该刊固定的“主打诗歌专栏”，每期均刊登大量“新边塞诗”。

作为全国最早推广“新边塞诗”并设立专栏的文学杂志，《阳关》的举措在全国文学期刊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瞩目。随后，《新疆文学》《绿洲》《绿风》成为了“新边塞诗”发表的大本营。《诗刊》《上海文学》《星星》《飞天》《当代》《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萌芽》《延河》《边塞》《伊犁河》《博格达》等数十家文学刊物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新边塞诗，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新边塞诗”现象，成为当时中国诗坛最亮丽的风景线之一。诗歌评论家谢冕在撰写的《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从敦煌文艺流派到新边塞诗》一文中指出，“《阳关》在倡导敦煌文艺流派的同时，以《丝路上飞天的花瓣》为题集中刊登新边塞诗。《阳关》以及其它刊物的努力，得到国内舆论界的赞助。”由此，正式宣告“新边塞诗派”形成。

“新边塞诗派”的形成，不仅在于“新边塞诗派”诗人群体的辛勤创作和不断探索，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国内诗歌评论家们的密切关注和评论推介。在众多诗歌评论家的推介中，谢冕在四年内发表的四篇关于“新边塞诗派”的评论文章将“新边塞诗派”推向了辉煌。1982年12月，谢冕在《阳关》第6期发表《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从敦煌文艺流派到新边塞诗》一文后，1983年9月，谢冕又在《当代文艺思潮》第5期发表了《丝绸路上新乐——<边塞新诗选>序》；1984年8月，谢冕继续在《阳关》第4期发表诗评《新边塞诗的时空观念》；1986年1月，谢冕再次在《中国西部文学》第1期发表诗论《崭新的地平线——试论中国西部诗歌》。谢冕的四篇有关“新边塞诗派”的文章发表后，在诗歌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从而使更多诗歌评论家开始关注、研究、评价“新边塞诗派”，使得“新边塞诗派”于1980年代中期步入辉煌。

作者简介丨姜红伟，1966年出生，黑龙江海伦县人。曾在《北京文学》《收获》《花城》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两百余篇，出版有《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大学生诗歌家谱》《诗歌年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