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纵横捭阖，奠定了中国帝王文化的基础，国家之间斗巧、斗术、斗狠，各用心计，开创了各种学派的原源。

现在的世界简直就是那时候的一个翻版。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个大佬，各自演绎自己着自己对“术”的运用。

于是，原来周朝流传下来的，只有仁政的王道，经过人心私欲膨胀的分化，渐渐形成了几个流派，他们根据各国帝王的需要，打包批发，而使自己成为商品专业户，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富贵。

孟子的仁义之道，是如何失去市场的？

作为儒家文化的传承人，孟子问老师子思牧民之道，何为先？

子思说：“先利之。”

就是为人民谋福利才行。

孟子纳闷，说道：君主要教给人民的，唯有仁义而已，为什么说要给他们利益呢？

不懂了！

子思说：“”君王的仁义，就是给百姓谋福利。君上不仁，则百姓不得其所；君上不义，则百姓也崇尚奸诈，这就是最大的不利。

《易经》上说：‘利者，义之和也。’义是因，利是果。又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利可以用来安身，以崇其德也。这些都是最大的利益啊！”

崇尚仁义道德的结果，竟然是为了利益，这才是儒家文化之道。

也看出，儒家文化也是讲“因果”的。

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一种文化信仰的背后都有其精髓，每一文化信仰的背后都有利益的存在，只不过利益藏了起来，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信仰践行到一定程度，利益自然随之而来。

孟子图像

可现代人，往往忽视付出，而急功近利。

《孟子》第一章中讲道：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

作为一个君王为国家的利益着想本无可厚非。可是赤裸裸地发问，就显得太现实了。

孟子一句话就顶回去了：大王何必说利益，我这里只有仁义，不需要利益。

《孟子》中开宗明义直接阐述义与利的关系，这其实是帝王之术中的“王道”，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

在这一篇里，孟子讲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你琢磨别人的利，你手下的人也琢磨你的利。

《论语·季氏篇》里，季孙氏图谋要攻打颛臾，冉有和季路来告诉老师孔子。

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后来，果然被孔子说中，季孙氏家臣阳虎作乱，胁迫季孙氏，攫取了鲁国的政权。

当然，阳虎的权势也没有能够保持得住，他很快也倒台流亡了。

纵观历史，无论干什么事，你一个人干不了，总要有人跟着你干。

如果你仁义，跟你的人也仁义；如果你逐利，跟你的人也逐你的利。

你所谓的心腹，也不可靠。你选的接班人，正是颠覆你，杀得你片甲不留的人。所以说逐利的人最终会被萧墙(身边的人)之内的人逐。

防不胜防。三千年历史的结论——防不住！

义利之辨，并不是义和利两个东西摆在面前让你挑选，非此即彼。

义和利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先后关系、因果关系。

《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也。”

义是本，利是末；义是先，利是后；义是因，利是果。

懂了这个先后次序，就接近于道了。

那么，行仁义是不是就一定得到利益呢？

不一定！

得不到怎么办？

孔子说了：“求仁得仁，何所怨。”

你不要有所期待，也不要翘首期盼，只要埋头苦干，凭自己的良知，凭大是大非去做。

后来的曾国藩就很懂这个道理，他说：“只管耕耘，莫问收获。”

那么曾国藩得到没有？

这个大家有目共睹，曾国藩是少有的“立功、立德、立言”的圣贤。

在获得赞誉的同时，得到了朝廷最高的封赏。

这就是求仁义道德，而得到了利益，利益是道德仁义的附加值。

说明曾国藩已经掌握了孟子思想的精髓，所以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懂了，你就成功了！

孟子见魏惠王一心逐利，心中没有仁义，就告诉他只有义，没有利。

我们学孟子的治世之道，就是要切己体察，观照自己，事上琢磨，放到自己的心行之上，做到知行合一。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揭露了人们逐名琢利的本质，而这种思想也正是导致历史不断流转的原因。

看看现在的世界形势，有的国家眼中只有利，为了利不惜打压别的国家，就算是盟友也不行，照样薅羊毛，短期来看，这样做取得了效果，可放眼未来，就难说了，现在世界格局不是正在悄悄变化吗！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孟子的战略思想只有一个，就是行仁政王道，不是去和别国争利、争霸，而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

诚意正心，热爱人民，自己修道保法，上下齐心，就不用担心别人攻打进来。

百姓满意，则近悦远来，能吸引天下人才和移民，国家自然强大。

在齐国可不可以伐燕，孟子就是这个态度，燕国人民高兴，就攻取；燕国人民不高兴，就不取。

这种“王道仁政战略原型”来源于商汤和周文王，他们都是这么得天下的。

商汤开始征伐的时候，往东边打，西边国家的人民就不高兴，说怎么打他们，不先打我们呢？往西边打，东边国家的人民又不高兴了。

为什么？因为本国统治阶级太混球了，得罪百姓了。

因此全天下都愿意让他统治，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说王天下易如反掌，就是这个道理。

商汤是怎么实行王道仁政的，具体政策不说，看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

看看他的两个小故事。

商汤盖房子，挖地基，挖出一具无名尸骨，于是，商汤停止盖房子，很隆重很有尊严地把这尸骨重新安葬了。

大家就说：“商汤对死人都那么好，何况对活人呢！”

好的名声是来自于自己的仁义。

商汤看见一个人张网捕鸟，四面张网，商汤就要求他撤去三面，只留一面就行了，不要一网打尽，不要竭泽而渔。

大家又说：“商汤对鸟兽都那么好，何况对人！”

周文王的故事，要从他的爷爷周太王说起。

周太王，就是古公亶父，是周氏部落的酋长。

他在位期间，薰育和戎狄进攻周族，想要夺取财物，亶父就给他们。

后来又来攻伐，要取得周氏部落的土地和人民。

民众非常愤怒，想要抵抗。

亶父说道：“民众拥立君主，是为了让君主为民众谋利。如今戎狄来攻，是为了我们的土地和臣民，而臣民归我还是归他，又有什么区别呢？

你们为我而战，要杀死很多人的父子，通过这种办法让我当国君，我不忍心这么做。”

于是，亶父带着家人和亲随离开豳地，渡过漆水和沮水，经过梁山，到岐山下安顿下来。

豳狄的人又全部扶老携幼，复归亶父到岐山下。

其他国家部落的人听说古公亶父的仁德，也纷纷前来归附。

于是古公改革戎狄的风俗，营造城郭房舍，让人们分别居住，并设置五关，各司其责。人民安居乐业，都歌颂周太王的仁政功德。

这样一代代积德集义，到了周文王临终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是周文王并没有攻取商纣王，因为他觉得时机未到，自己的德积得还不够，纣王的孽造得还不够。

等到周武王一代，商纣实在是作死，武王才伐州，一举得天下。

孟子到处推行他的王道思想——仁政。

但是战国时期，天下诸侯都推行军国主义，互相征伐兼并，百姓苦不堪言。

孟子说“王天下易如反掌。”就是不要战争，自己施行仁政，人民都愿意做你的人民，不愿意做别国臣民，这样如果外敌来侵，大家众志成城，誓死捍卫，外敌就打不进来。

商汤、周文王都是这么得到天下的。

孟子的话没有一个君王能听得懂，也没有一个君王愿意听，，虽然魏王、齐王和孟子都有深入的交流，说得也很清楚，两位军王呢，也都有雄厚的实力，但是他们都鼠目寸光，只看得眼前利益的争夺，看不到万世的利益。

所以，各国君王就被苏秦、张仪之流玩弄于股掌之上。

战国结局，还是最能杀人的秦国得了天下，似乎和孟子说得相反。

但是，那杀人的，也被人杀，秦朝的天下十四年就亡了，而周天下延续了八百年！

齐国吞并了燕国，打破了战略均势，诸侯各国开始商量救燕国。

齐王问孟子：“诸侯各国蠢蠢欲动，要攻打齐国，怎么办？”

孟子说：“天下诸侯本来就害怕齐国强大，如今您的土地又翻了一倍，而不行仁政，那一定会招来全天下的刀兵了。

大王您赶快下令，释放燕国的老幼，归还燕国的国宝重器，和燕国人商量，为他们设立新君，这样才能避免灾祸！”

齐王舍不得到手的利益，不听孟子的话。结果不久燕国到处爆发抗齐斗争。

不久齐王在内忧外患中死去。

纵横家的纵横捭阖，是看得见的利益最大化！

孟子与苏秦、张仪以及商鞅等有着价值观上的区别。

孟子说君子处世，是为了救天下苍生，不是“修得屠龙术，货与帝王家”，去换取自己的富贵。

因此，孟子的价值观，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而苏秦、张仪之流就不同了，他们是来求富贵的，一切看“客户需求”，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随时可以随需要而变。

当初，苏秦算得上一个励志模范，在求官无果的情况下，在家刻苦读书一年，终于掌握了强大的知识点。

不过他学习是为了当官求富贵，是为了出人头地，这一太强的目的性使他最后亡于争名夺利上。

他先去秦游说秦王兼并天下之术，秦王没有采纳。

一气之下，他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去游说其他六国合纵之术。

结果成功了。此时的苏秦身挂六国相印，俨然如同联合秘书长。

富贵到手的苏秦，车马仪仗排场之大，堪比六国君王。

他就是谕人以利，抓住了六国君王害怕被秦国歼灭的痛点，获取了一时的富贵。

苏秦犯了一个大部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在燕国，他与寡居的前任国君燕文公的夫人私通，被新燕王知道了。

苏秦害怕，找借口跑到了齐国，在齐国与齐国大夫争宠夺权，被刺身亡。

这种结局也注定了他合纵术的失败。

而张仪则通过破坏各国之间的合纵，使秦国逐渐统一天下，而促使秦国强大的则是三十多年以前的商鞅变法了。

而商鞅则更是成就霸道强权的鼻祖。

商鞅是本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史记》记载，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讲的是帝道。这个帝道就有孟子仁政的影子，可孝公实在听不进去，听着听着竟然去见周公了。

第二次进见，商鞅给秦孝公讲起了王道，孝公还是没精神，并且对推荐人京监说，你这是给我找了个什么人，搞那些迂腐的东西来浪费我的时间！

眼看就要没戏，商鞅的富贵就系在秦王身上，所以商鞅急啊，他扒拉扒拉货底子，又请求景监给个机会。

第三次，商鞅讲起了霸道，这下秦孝公听得有点味道了，但是还不到位。

第四次，再讲强国之术，这回秦王兴奋了，两人促膝长谈了几天都不厌倦。

景监问商鞅：“你跟大王谈了什么啊？几次差距这么大？”

商鞅说，开始讲帝王之道，商汤文王的故事，大王一听成就大业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说太慢了，他不能等，要称王称帝就在自己身上实现，哪里能等得到一百年以后的成就呢！后来讲到强国之术，大王才感兴趣了。”

急功近利的危害，就如同现在往农副产品里加的“催熟剂”，养猪可以“四月肥”，水果能够提前上市或者反季节销售，那些“一月鸭”、“二月鸡”，被催生的鸡蛋，一直下奶的牛，就如同商鞅之法，能够快速获利，可结果呢？不言而喻！

这就是现实，秦王没有没有长久的价值观，商鞅家从自己的战略商店里，把快速成功的方法拿出来给他。

秦孝公嫌王道太慢，他的强国之道快不快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从周太王到周武王，一共四代人得天下，保有天下八百年。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一共七代，一百多年得天下，保天下只有十四年，就断子绝孙了。

王道一点也不慢，但是帝王不懂！

帝王被称谓：“君主”、“君王”、“国君”，什么意思呢？应该是“君子之主”、“君子之王”、“国之君子”。更应该用君子之道来对待百姓和治理国家，可事实呢！

什么是君子之道？

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什么意思呢？

难道大家都不是从大门出来的吗？门前就是大道，为什么大道上没人走呢？

原来都失“道”了呀！失去了君道。

所以说，有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义立而王：用“义”做国政，使百姓追求礼义，自己率先垂范，绝不违背礼义，就像孟子说的：“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诚意正心，一切以仁义为标准，内心就像是巨石一样坚固。

所任用的人，都是义士，所颁行的法律，都是义法。

这样，在下位的百姓，都以义仰望于上，国家的根基就奠定稳固了。

信立而霸：“德”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义”也没有都到位。

但是，天下之理，纲纪要领，也大概有个规模，奖善罚恶有一定的标准，已经取信于天下，各方面的要点，臣子百姓也都基本了解。

政令发布以后，虽然有失败错误对自己不利，地方，也依法行政，不会随时按自己的利益需要修改规则，欺骗百姓。

和别国契约盟誓也是一样，一旦承诺，不会发现对自己不利，就反悔弃约。

能做到这样，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来侵犯。

这些基本标准达到了，盟国必然信赖，就是处于偏僻的地方，也能威震天下，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这春秋五霸，就是明证。

权谋立而亡：要是以追功求利为目的，不主张正义，不维护信誉，唯利是图，对内欺压百姓，与民争利；对外呢，欺诈盟国，追求大利。

内不修德修正，而常欲人之所有。自己的东西不珍惜，老是惦记别人的东西。

这样一来，臣下百姓没有一个不以诈心来对付上面的。

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上下分崩离析。敌国会轻视他，盟国会怀疑他，天天阴谋诡计，争权夺利，殚精竭虑，国家却走向危弱，甚至灭亡。

中国历史上，一个国家的中后期都是这样走向灭亡的。

在孟子、商鞅、苏秦、张仪先后离世后，经过近百年的分分合合，一会合纵，一会又互相攻伐，秦终于统一天下，这也算得上是大势所趋。

任何一种思想和力量都要服从于趋势。到底是孟子的仁义之政更长远呢？还是纵横家的利益之趋更现实呢？

如果治理一个国家当然是仁政为先，这要在天下一统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而各国之间都是利益至上的，人的欲望和私利不会服从于仁义，仁义应该服务于利益。

但更深层次地来看，利益来自于仁义，可在既得利益面前那些君王们谁又能智慧地看到呢？

所谓“王道”，是指君主以“仁义治天下”的政策和策略，如孔子、孟子等儒家的主张就是典型的“王道”，道家老庄也是如此。至此后的“无为而治”、“独尊儒术”及后来的“理学”等等；何谓“霸道”，是指凭借武力、刑罚统一、治理天下的政策。如法家商鞅、韩非子等法家君主及臣相们就是如此，秦国靠武力及刑法就使秦国强大起来了，仍至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至于谁更厉害？从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而言，以“无为而治”至“独尊儒术”治理国家，汉、唐、宋、明、清均是坚持“王道”治理天下，以仁义道德统治人民时间长；而以“霸道”治理天下，典型的是“秦朝”，但在明朝也采取了“王道”与“霸道”相结合治理天下，如明朝采取了“明礼重刑”的政策治理国家。但“重刑”明显不妥，则以“仁政”治理天下方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