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一张大团结(十元面额的钞票)购买力有多强呢？

举几个简单例子吧。记得81年的时候，大学里头的教科书很便宜，古汉语课本就5、6毛钱一本。我喜欢看书，记得在新华书店买过一本《说文解字》，好像就7毛左右，一本《何典》好像1毛几分钱。

那时候吃的东西也很便宜。一斤肉，是7毛4分。一个白糖甜烧饼，5分钱。一个馒头，拿一两米去换，补一分钱。84年大学毕业得了二等奖学金，奖金80元。特开心，于是请了几个同学在当时市内最豪华的饭店吃了一桌酒席，共8元，大家酒醉饭饱后，觉得特别开心、尽兴。毕业回家，里程200里，车票1.5元。余70元，全部上交父母了。

毕业后，分配在离家150里地的高安中学工作。当时教师食堂伙食很好，也很便宜，一份红烧肉5毛，一份炒肉才1毛5分钱，一份蔬菜2分、5分不等。节省点，一张大团结吃它二十天，不成问题。

那时文化生活不太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主要是看电影、电视。而我特别喜欢看电影，一周要看两三次，那时电影票也便宜，才一毛钱。这样算来，一张大团结可看一百场电影了。

记得，到了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钱开始不经用了。常听人说，上一趟街，十块钱就没了。于是大家常常叹息:现在这钱，太不经用了！

不过，到了今天，这钱就更不经用了。

(图片来自网络)

大家好，我是五班长。

我先不说80年代大团结购买力有多强，先说说70年代初，我拿着大团结买东西的经历吧？

70年代初，我大概十二三岁，那是我从外省城里第一次回浙江乡下，当时乡下方言我只能听懂，但不会说，我拿着一张大团结到街上供销社买糖，营业员是个上年纪的叔叔，警惕性非常高，就审问我，钱是哪来的？我用普通话回答他：“是爷爷给的”，但他听不懂，还是反复审问我，我就烦了，我说“我不买了，你把钱还给我”，大慨我的动作他看懂了，他说：“钱我暂扣着，你让家长来取。”我一听怒了，一脚把玻璃柜台给踢碎了。

营业员怕我跑了，一把将我抓住，还叫其他营业员到公社去报告，“哗啦啦”玻璃的碎声引来了众人的围观，大家明白怎么回事后，就有人对营业员说：“你知道这孩子是谁吗？这是赓彰的孙子。”营业员一听是赓彰的孙子，抓住我的手马上放了，并叫其他人不要去报告了。赓彰是我爷爷的名字，并不是爷爷有多大的势力，而是在“地、富、反、坏、右”统统打倒的年代，我爷爷成了乡里的首富，他在北京同仁堂退休，每月一百二十元的退休工资，常在乡里做些好事，困难的人也帮助一下。

在当时乡里可以说，爷爷的大名无人知、无人不晓，作为孙子有一张大团结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后来爷爷闻讯赶来，赔了玻璃也就没事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的一张大团结在人们的心中份量是很重的，按购买力来说抵得上现在的二千，按得到的难易程度来说，比现在的一万更难得到，现在有的十二三岁的孩子有几万元钱是很正常的事，有的春节压岁钱就能拿到上万元，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一张大团结可是农户半年的生活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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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大团结版10元钱是最具魅力，印象最深的人民币。就是这一张人民币在1973年那个春节前夕，到了腊月二十四五了，一家八口人的过年没有一分钱，后经大姐夫与生产队长沟通，在生产队帐上借了这张团结，父亲才拿着钱上村供销社办置年货。首先是装了IO斤酱油，一毛七一斤，十斤一元七，然后装了三斤豆油。父亲买了三斤散装白酒，还买了两张年画，富裕一点的年份，父亲最爱选年画，大概每年都要买六七张，只有那年生产队勾钱少，一算帐，父亲与大哥二哥三个大劳力，还欠生产队一百多元，这就是弄得眼看过年了都一分钱没有的原因。最后用这拾元钱买了一挂两角七一卦的小鞭和五个一角的一个的双响子。

那年，我才虚八岁，实际六周岁吧，已感觉到临近春节将至，酱油钱都没有的生活窘境。以及父母时不时吵架的原因，感觉没有这十元钱，家里的这个年真的没法过了。而有了这十元钱后，好像再如何贫乏，才有了过年的需求和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