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两家的处世思想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对文人心态的不同影响，是形成文人个性的重要原因，也是文人仕隐行为重要的客观决定因素。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的主张，看似对立，可在历代文人身上却是统一的。

魏晋时期，时局动荡，政治险恶，理论家们在这种大背景下相继建构出一系列理论模式，这些理论模式较为成功的，都是把尊崇个体人格的道家思想与强调社会功能的儒家思想揉合起来，让它们互作补充。在这些理论的渗透和影响下，儒道互补的人生观、人格观深入文人心中，使他们不得不在“归隐以守志”和“参政以建功报国”这两极愿望中左右摇摆，难以抉择。因此，“儒道互补”的人生观表现得更为集中和突出。作为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常常会超越历史，去关注和反思人类的普遍命运，这就是“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与“儒道互补”的人生观的撞击，就形成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既介入又超然的两种基本心态。陶潜归隐以守志，阮籍恐惧无奈而求隐。他们都因失去了政治的依托，反过来追求自身的人格理想。佯狂和归隐分别是他们求性情、求全身的途径。本文正是试图从阮籍佯狂尚隐的无奈和陶渊明四仕四隐的历程来证明，魏晋文人在“人格建构” 与“政治愿望”两者之间艰难抉择的精神痛苦的根源在于其“儒道互补”的心理和信念。

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两大传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历代文人人生观、人格观的形成，进而影响他们对仕隐道路的抉择。儒家主张积极投身于社会，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道家则注重超脱世人的生活，注重自身精神上的追求。这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可在历代文人身上却是统一的。下文将试着分析儒道二家人生观与人格观的关系，以及在道家基础上产生的道教“儒道互补” 的理论模式，以揭示魏晋文人在儒道二者之间摇摆的文化背景。

一、儒家道家的关系与“儒道互补”的理论模式

儒道两家的人生观和人格观既相对立又互为补充。

孔子非常尊重个体人格，他认为“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队中最重要的统帅都可以换人，但是，一个普通人的志向却是不能改变的。这种对个体人格的尊重，一方面影响到孟子的人格理想，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独立人格理想。这种互补的主张不但体现在后世文人“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互补的人生之路，也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共同心理和创作理念。

然而，儒道两家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虽然都尊重个体人格，可各自的内涵却不尽相同。儒家个性观强调，每个人想要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就必须在等级制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而一旦社会秩序与角色出现混乱，不能像以前那样束缚人们个性的时候，人们就要释放出个性的潜能来应对这种变化了的环境，于是老庄道家的人生观便派上用场了。道家讲的是乐安天命、与世沉浮、避世无为，因此庄子的隐逸思想这时就成为贤者避世存身之道，文人仕子便也很自然地在儒家与道家之间转换。

庄子也曾讲到：“圣人不在山林之中， 其德隐矣。”庄子很看重心无累，对外界的任何要求都不在意，或仕或隐都顺其自然，因此他讲到“德隐”。德隐，讲以个体心灵排斥外物而达到隐，所以隐在何处并不重要，这就是重心非物，是真的“无心”。但庄子后学却由此进一步推出了“朝隐”，说是既然身居江海山林与魏阙没有什么差别，那么自然也可以隐于官场了。这种逻辑推演看似合理，可本质上已经不是重心非物， 而是有一定的个人功利目的了。

这样一来，庄子讲的“德隐” 就给一些士人逍遥于官场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真正的隐士生活是十分清苦的，而朝隐竟然能在享受官僚富足生活的同时又获得隐士之雅名，真是兼得了鱼和熊掌， 何其美也，故而朝隐在西晋以后特别受推崇。儒与道在其创始时就可以看出仕隐问题上二者的结合与互补。

“儒道互补”理论模式之产生背景及存在的合理性

东汉末年的动乱社会，把人的自我意识唤醒了，而这时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也走向没落，这就为人们思想的开拓和发展解除了束缚。

这时，各种对以人为中心的重大问题的思考纷纷出现，各种新思想也以人为中心展开积极探索。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等人就在这次探索中建构了“道本儒末”的理论模式，他们把崇尚个体人格的道家学说与重视社会功能的儒家学说糅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为了调和已经觉醒的个体与动荡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

但是司马氏政权以严酷的手段封杀了这次有益的探索，随后就是是竹林名士嵇康、阮籍所建构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模式。这种理论模式重视个体的自身超越和理想人格的塑造，有鲜明的反传统反社会特征。之后，又出现了向秀、郭象等人提出的“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这种理论模式既摒弃了“越名教而任然” 模式的空想，又对“道本儒末”模式作了发展和创新，把名教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内在精神超越与外在积极仕进糅合起来，从而解除了因社会对抗而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困惑和不安。

更完善的理论模式是由葛洪和张湛等人提出来的，其中葛洪所建构的就是“儒道互补”的理论模式。道教是根据道家的理论建立起来的，葛洪的《抱朴子》就是道教的经典。与道家相同， 葛洪也把“玄”“道”“一”作为宇宙之本体。道家的无神论经过葛洪的一番改造， 被注进了神的灵性，道家空虚缥缈的“无”，在葛洪那里变成了道教的无所不在的“有”。

“儒道互补”这一理论模式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儒家重视社会功能、社会秩序，重视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因此，想要协调社会关系，让个体能有一个安全点，让个体的价值有地方实现，进而消除对生命的恐惧，那么名教礼法就必须得到尊重。道教宣扬人生享乐、逍遥纵情，且备有长生之方、登仙之术，这就拉近了人与神之间的联系，比较符合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人们可以通过道家的学术思想来超凡脱俗，逍遥神游，求得精神上的充实和超越。

二、“儒道互补”人生观和理论模式在魏晋文人身上的影响与体现

“儒道互补”的人生观在魏晋时期知识分子身上更为鲜明突出。

阮籍与陶渊明所处的魏末与晋末，都是统治王朝摇摇欲坠的乱世，两士子时隔一百五十余年，然而他们看到的和经历的却非常相似。

阮籍亲身经历两起所谓“禅代”闹剧，陶渊明也亲眼看到两回篡君之举。时运跌宕，天下多故，熏染于经学崩绝、玄学渐兴的时代思潮中，他们都同样力求挣脱一切污浊与丑恶，而现实人生的阴影却桎梏着他们的灵魂，他们既无法超越社会，也无法超越自我。文人们虽然追求个体解放，但对社会仍具有强烈的依赖心理，如果将个体置于同社会相对立的位置，人们将无法忍受。因此，强调社会功能和秩序规范，注重入世建功立业的儒家学说也就成为魏晋文人割舍不下的追求了。封建士子的人生目标“修身治国”指的是两种价值指向， 即“人格建构”与“政治愿望”。儒家倡导的是伦理秩序社会和完善的个体人格修养，建功立业就是一种“兼济”。

若环境皆宜，仕途顺利，则个体人格随政治愿望的发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和张扬; 反之，若政治愿望严重受挫或幻灭，那么就会导致心理失衡。这种情况下通常会产生三种结果。

其一，主观执著，一往情深，“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结果往往是社会抛弃他，而不是他抛弃社会，与社会紧密联系又尖锐冲突。其二， 欲罢不能，为政治所束缚，在其巨大恐慑面前空前无助， 自身成为自身的异己，永远被内心重重矛盾包裹。这也正是阮籍的悲剧。其三，隐居，包括身隐与德隐。使自己的政治愿望内敛，以追求精神上的高境界，在自然中达到超然; 但若没能彻底看破而淡泊处之，仅仅脱离了官场而仍然恋世，那么即使有暂时忘却的愉悦，可痛苦的心理负担却是终生的。这也正是陶潜的悲剧所在。

一国君主的用人原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和服从我至高无上的权威；否则，不仅做不了师友臣，反而会成为刀下鬼。所以知识分子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去争取实现自己“道”的梦幻。陶阮二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既无法从实质上，也无法从心理上消解自我心理与社会现实的矛盾。阮籍尚隐的无奈和陶渊明的四仕四隐恰恰就是“儒道互补”人生观的最好证明。

阮籍不隐不仕， 不出不入的无奈

阮籍，字嗣宗，建安七子之一，其著作以《咏怀诗》和《大人先生传》最为著名。《晋书·阮籍传》说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政治黑暗，壮志难酬， 所以他陶醉于酒中。从胸怀儒家“济世”理想发展到后来的“不与世事”，酷爱《庄》《老》，不拘礼法，醉饮为常，这就是阮籍大致的一生。

阮籍十六七岁随其叔父见兖州刺史王昶时就显示其才高志远。十五六年后，太尉蒋济听说阮籍才华过人，就征召他出来做官，但阮籍坚决不应召。蒋济非常生气，后经乡亲们劝解，阮籍才勉强出任蒋济下属，以后又假托有病辞官而去。可见阮籍开始入仕从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曹爽也曾征召阮籍作“参军”，此职既重要又显贵，可阮籍却“以疾辞，屏于田里”。此后一年多曹爽就被杀了，于是当时的人都很佩服阮籍的远见卓识。阮籍此次不应曹爽之召，也清楚说明他已经开始从心怀“济世志”走向“不与世事”。

正始年间，魏室削弱，阮籍又被看成曹魏集团的人，处在这种情况下的阮籍没有可以依靠的强大政治力量，他深知如果不倒向司马氏政权，就会自取灭亡。阮籍不得不设法全身保命，这也让他的性格显得软弱，大多情况下都是痛苦的呻吟。他在司马氏集团旗下，出任过多种官职，一度还封为官内侯，但他做官不过是虚应世故而已，尽力避免卷入统治集团的内部争斗。阮籍以“喜怒不形于色”， 以及“嗜酒”“痴”等等被人称道，可这些都是在残酷现实中用以自我保全的障眼法。在残酷黑暗的现实中， 阮籍内心极为矛盾。他不愿与无耻小人同流合污，又痛切地认识到自己的“济世志”根本实现不了。

阮籍崇尚隐逸，但他最终也没能真正地隐逸，而在儒与道之间痛苦地抉择中欲罢不能。在政治的巨大恐慑面前，他的一生没能逃脱顽固的精神分裂的折磨，自身成为自身的异己，最终无奈地以佯狂作为求性情求全身的途径。

陶潜四仕四隐的痛苦挣扎

阮籍未能借助佯狂安度精神苦海，而陶潜果真就能超然吗？阮籍之后的陶潜素有“隐逸诗人”之誉，钟嵘则尊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潜的隐逸最终可以算是“真隐”，但是陶潜不是天生就喜欢隐逸的，他的骨子里浸润着儒家入世的思想。他的诗“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看来是超凡脱俗了，可是“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却显示他的内心仍有入世的一面。

他自愿投身政治斗争的漩涡，几番尝试，经历了隐逸思想发展的两个时期—— 幻想期与挣扎期，但最终还是从暂时归隐走向“真隐”。鲁迅指出，“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

纵观陶潜一生，仕途上虽然没有大的波折，但心路历程上却经历了大苦大哀、大彻大悟，他的四次求仕都是以心灰意冷而草草结局的。品读陶诗，我们会发现贯穿他人生的一根红线，就是孜孜追求的“猛志”和“大济于苍生”的社会理想。陶潜决不是一个不闻世事的山林隐士，也不是时人竞效的那种充隐之士。从第三次出仕到最终归隐田园，是陶潜隐逸思想发展的挣扎期。这一阶段，他“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残酷的现实使他建功立业的幻想彻底破灭。他积极入世广济苍生而不能，消极出世归隐田园又心不甘，这种矛盾思想一直纠结着陶潜。“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于是他幻想以彭泽令之便，种秫酿酒。

他以为这一要求并不高，应该很容易得到满足。可是当这样的要求都无法满足的时候，便彻底失望了，于是彻底归隐田园，以这种方式结束他仕隐思想发展的全程。陶潜的骨子里浸润着儒家的入世思想，可是仕宦的经历让他洞悉了社会，深深感到自身既无法与时代相容，又无法与时代抗衡，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把目光投回自己的内心世界，迈向自认为“任怀得意”“近自然”和“委心任去留”的理想王国。

他认识到了“人生归有道，衣食故其端” 这一真理，可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人格独立是常常要向功业意识妥协的，经历四仕四隐，由功利目的而起的对自身价值得不到社会确认而转到关注自身上来，他最后与仕途的决绝是别无选择了。陶潜归隐以守志， 阮籍恐惧无奈而求隐。阮籍与陶潜都失去了政治依托，反过来追求自身的人格理想。佯狂和归隐分别是他们求性情、求全身的途径，其实在选择性情的同时，他们也便牺牲了性情。阮籍终于在内外交迫下毁灭了，陶潜则是带着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逃离“樊笼”归隐了。

在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两者之间， 阮籍与陶潜走了有所不同而又相同的路，“经过长期的挣扎和苦难之后， 终于放弃了他们所曾经热烈追求的各种目的以及所有的人生乐趣”。魏晋文人这种“儒道互补”的心理和信念，使得不知又有多少后世的文人士子亦有如许的痛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