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文字狱”，大家就想到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导致文艺的凋敝。但是，任何思想都不是漫无目的的自由，有些思想对社会，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危害，那就必须要禁止。在雍正年间，推行了20次“文字狱”，真是禁锢了思想？真的打击了文艺？我们来看了这些案子，才发现错怪雍正了，雍正自己一位时代超前的思想家。

一，到底是文字狱还是政治案件？

提到清朝最优秀的皇帝，人们很容易想到康熙和乾隆，人们将这些时代称为“康乾盛世”。实际上，在康乾之间还有一位被低估的皇帝，他就是雍正帝。雍正帝在位仅仅13年，但是做出的功绩却一点不可忽略。

在军事上，他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和西藏阿尔布巴，设置了西宁办事大臣和拉萨办事大臣，加强了对青藏的控制。他和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从法律上确立了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的主权；和准噶尔达成和平，以阿尔泰山为界，有利于经济发展。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废除80多个土司，影响深远。在政治上，他解决了康熙末年的财政亏空、吏治败坏、党争暗起的问题；在经济上推广“摊丁入亩”，废除了人头税。

由于雍正的种种措施得罪了许多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许多缙绅文人的批判，留下了种种的坏名声。到目前为止，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的雍正都具有心狠手辣的形象。

文字狱也让雍正的名声败坏。康熙60年中，只实行了10起文字狱，整个社会比较包容，因此才会涌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思想家。但是雍正在位13年却搞了20起文字狱，其密集程度恐怕是历史第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年羹尧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和吕留良案、屈大均案、查嗣庭试题案等。

实际上，看了雍正的主要文字狱情况，我对雍正又有新的看法。首先谈谈这个年羹尧案吧。年羹尧在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镇守西北，出兵青海，为中国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年羹尧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结党营私、贪污腐败，对新即位的雍正也不看在眼里。而雍正初年要整顿吏治，打击朋党，就必须要拿下年羹尧。因此，雍正借“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让大臣解释。年羹尧字体潦草，并将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于是雍正借口将年羹尧处死，瓦解其朋党。

年羹尧

由年羹尧案又牵扯出了汪景祺案和钱名世案。汪景祺曾入年羹尧幕僚，他曾经写诗来讥笑康熙，但康熙没有理他。雍正时期，他又诅咒雍正的年号有“一止之象”。年羹尧案后，汪景祺就被斩首。钱名世是当时比较出名的文人，他依附权贵，曾经写诗赞美年羹尧。年羹尧案后，钱名世被革除职务，发回原籍，雍正还亲自写下“名教罪人”四个字挂在他家宅院大门上，以警告士人不要攀附权贵，卷入朋党之争。

查嗣庭案是民间流传最广的案子，这里详细讲一讲。查嗣庭是清朝著名诗人查慎行的弟弟，他在江西当考官的时候，出题为 “维民所止”，出自《诗经·商颂·玄鸟》。原文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原意为千里江山，万民所居，体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民本的思想。

雍正看到这个题目后，认为这里的“维止”就是将“雍正”砍了头，于是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实际上，查嗣庭不是因为出题被雍正查办了，而是因为卷入了朋党之争。查嗣庭依附于隆科多，而隆科多在“九子夺位”的斗争中有很大的作用，帮助雍正上了台。正因为此，隆科多权势炙热，许多官僚都依附于他，形成一朋党集团。

后来，隆科多遭到了雍正打击，势力瓦解。而查嗣庭作为隆党一员，遭到雍正针对也就不足为奇了。有意思的是，雍正在抓了查嗣庭后，觉得证据不足，就下令查他的日记和著作，终于找出了一些针砭时政的句子，然后就被处死了。

以上的案子，实质上不是文字狱，就是雍正加强集权，打击党争的措施，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有类似的措施，其手段比雍正残忍的多的是。

二，吕留良案，放在哪个朝代能忍

吕留良案是雍正时期影响最大的文字狱案，此案从本质上来说是真正的文字案。吕留良是一位明朝遗老，曾写下《时文评选》，专门宣传反清思想。当时有一位落地的书生，名为曾静，他信了吕留良的学说，并认为川陕总督岳钟琪的祖先是岳飞，和清朝祖先女真有仇，于是就想煽动岳钟琪反清复明。

随后，他就派遣自己的学生张倬投书岳钟琪，用“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来鼓动岳钟琪反清，并且污蔑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十大罪状，否定雍正帝的合法性。说岳钟琪“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据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报仇”。

岳钟琪

岳钟琪看到此信后，大惊失色，于是亲自审讯倬，但是张倬宁愿“舍生取义”，也不公布半点秘密。无奈之下，岳钟琪只好向雍正报告，请求指点。雍正则认为岳钟琪审讯太着急，应该慢慢来。随后，岳钟琪改变计谋，谎称自己有了谋反之心，而用刑只是为了验其真伪。这个天真的张倬居然相信了岳钟琪，于是将所有的信息全部告诉了岳钟琪，其中就包括曾静的所有行踪。

雍正掌握了所有情况后，立即展开收网行动，将主要的参与者抓捕，吕留良一家也被浙江总督李卫捕获，最后解送京师，交刑部进一步审讯。雍正问朝廷上下该如何处理，不出意外，基本上都主张将之诛杀了之。

曾静像

但是雍正却不这么想。他在读了岳钟琪的报告的原文后，竟然留下了眼泪，因为这些书对雍正的污蔑太多了。雍正先派人追查所谓的“十大罪状”是谁造谣的，是如何传播出来的。经过严密的审查，终于搞清楚了来龙去脉。这“十大罪状”是曾静等人在发配到湖南的旗人口中得知，而耿精忠之孙耿六格则说是胤禩的心腹太监传出来的。

雍正终于明白了，这些罪状就是自己的政敌编造出来的。随后，雍正帝开始严厉打击胤禩的残余势力。另一方面，雍正帝开始逐一驳斥吕留良的观点，最终汇编成为了《大义觉迷录》。雍正帝下令将此书印刷出来，“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存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

对于曾静，雍正帝不仅不杀他，还让他带着《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宣传《大义觉迷录》，这一招实在是高。曾静人现在在全国各地说着和自己以前完全相反的想法，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

而吕留良的遭遇则要惨得多了，他的著作被全部销毁，家产被没收，然而发配宁古塔。他的弟子要是敢私自携带吕留良的著作，一经发现就是被处死或者发配。为何康熙要吕留良，主要是吕留良宣传的东西实在是过分了。吕留良不断宣传反清复明，写书不用清朝的年号，公然辱骂清朝历代君主。说实话，这样的行为放在历朝历代都是要被灭九族的，雍正只是将之发配，这已经算仁慈了。

三，伟大的著作《大义觉迷录》

再来看《大义觉迷录》，我们会发现这是一本伟大的著作，雍正也凭此书成为中国的“哲学王”，一代思想家。《大义觉迷录》主要阐释两个问题：一是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以及对“十罪”的辩驳；二是对“华夷之辨”的反驳，这一点才是其思想的精华所在。

吕留良等明遗千方百计否定清朝的正统性，雍正则在书中进行了辩驳，宣称正统不是依靠民族，而是依靠“德”，“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雍正提出清朝的江山是从李自成手中夺下的，“大清之得天下，并非篡夺，是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并认为明朝政治昏乱，早已失去民心，失去了天命。雍正认为，清朝建立之今，天下逐渐太平，出现了盛世，这就是“德”的表现。

吕留良等人提出应该恢复儒家提倡的“封建制”，实行井田制，达到大同。雍正认为贫穷不是土地私有制造成的，而是社会造成的。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的现象不只是出现于清朝，而是历朝历代都有。而分封制、井田制早已被历史淘汰，不再适合社会发展。

吕留良等人提出严守“华夷之辩”，认为蛮夷是禽兽，并非中国人。这种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就形成了，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观。雍正帝则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全面的反驳，他提出“行人伦”就是人，“灭天理” 就是“禽兽”，怎能能用华夷来区分“人禽”。

雍正帝还找到了“华夷之辨”出现的根本原因，“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

吕留良

也就是蛮夷和华夏原本没有区别，只是在版图之外的，没有接受教化的就被污蔑为蛮夷。但是从古到今，所谓的“蛮夷”都不断融入了华夏文明。如果严格按照华夷之辨来区分中外，那么“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难道他们就是外国人吗？雍正认为满洲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雍正还提到清朝一统天下，扩大中国版图的事情，“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华夷之辨”进行公开的批判，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大突破。就其民族思想来说，雍正的思想已经比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先进太多，以至于当时的许多文人都无法理解。直到清朝末年，“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思想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的民族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