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司马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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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司马光印象不好，历史书上初见他，没有认出他就是那个砸缸的小孩儿，以为他是司马迁的后代，司马迁写了《史记》，他写了《资治通鉴》；再见他，活脱脱一个坏人，王安石拼命地变法，他拼命地反对，几次三番变法都折在他们这些代表封建大地主群体利益的“旧党”手里。后来老师说他就是砸缸的司马光，惊讶地合不拢嘴，这个机灵的小孩儿变化这么大，所以我当即去深入地了解了他，然后不好说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算个什么样的人。

说他坏？可他……

孝悌有加

司马光刚开始进入“公务员”行业时，被任命为奉礼郎，应该在京城当值，而当时父亲司马池任官在杭州，为了方便侍候父母，于是司马光就要求改任签苏州判官事，宋廷历来重视孝道，便也允许了司马光的请求。就在这几年，司马光连续遭逢母亲、父亲去世，守完母丧又守父丧，接连很多年悲伤过度，身体变得瘦骨嶙峋。

父母亲去世后，司马光更加珍惜家人，兄长司马旦长他有十几岁，他便视长兄如父，在洛阳时，每次前往夏县扫墓，一定去看望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老时，司马光还是像侍奉严父般侍奉他，像保护婴儿般保护他。

忠耿正直

在开封府任推官时，交趾向宋廷进贡异兽，说是麒麟。麒麟代表祥瑞，司马光却说：“是真是假是不可能知道的，即使是真的麒麟，不是它自己来的不足以作为祥瑞之兆，希望归还他们的贡物。”还向皇帝献赋讽刺这件事情的不对。

在礼部任修起居注时，官吏上奏应该会有有日食发生，按以往的说法，日食不满分，或者京师看不见，都上表称贺。司马光彻底推翻以往的旧说法，说：“各地能见到日食而京师却看不到，说明这是皇帝被阴险邪恶所遮蔽；天下都知道而唯独朝廷不知道，它所造成的灾害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是不应当庆贺的事。”

大家都在变着方法“拍马屁”，唯独司马光揭穿马屁，耿得有点可爱。

宋仁宗开始得病的时候，皇帝继承人没有立定，事关皇位和国家稳定，天下人都很寒心但又不敢作声。谏官范镇首先提出这个建议，司马光在并州听说后就紧跟着提出建议，并且写信勉励范镇以死相争。而后回来开封任职，司马光立马觐见面陈皇帝说：“我过去在任并州通判时，上呈的三个奏章，希望陛下果断切实实行。”仁宗想了很久，说：“莫非还是选择宗室作为继承人的事吗？这是忠臣之言，只是人们不敢提及而已。”司马光说：“我上奏此事，自认必死无疑，想不到陛下如此开明并采纳。”仁宗说：“这有什么呢，古今都有这样的事。”司马光退下后却一直没有听到诏命，又上疏说：“我此前进呈的建议，以为马上就会实行，现在安静得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祥的事情。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只是想在匆忙的时候，援立与他们关系很好的人而已。‘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祸害，可以说得完吗？”仁宗接到上疏，大为感动：“把此疏送往中书省。”司马光见到韩琦等人说：“诸公现在不及时决定皇位继承人这件事，将来禁宫中夜半传出寸纸片言，以某人为皇嗣，那么天下人不敢违抗。”韩琦等拱手说：“不敢不尽力而为。”后来就定了英宗作为皇子。

为人恳直

宰相庞籍曾征召司马光任并州通判。麟州屈野河西边有很多良田，西夏人一直蚕食这块地方，成为河东的大患。庞籍命令司马光前去按察巡视，司马光建议：“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招募百姓耕种，耕种的人多，那么买进粮食的价格就会低，也可以渐渐解除河东高价买进粮食远距离运输的忧患。”庞籍同意了他的建议。但麟州将领郭恩虽然勇猛但很狂妄，带领部队连夜渡过屈野河，却没有设防，结果被敌人消灭，庞籍因此获罪去职。司马光三次上书自责引咎，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庞籍去世后，司马光升堂拜其妻子如自己的母亲，抚养他的儿子如自己的兄弟。

在同知谏院任职时，有一年，学子苏辙在对答皇帝的制书策问恳切直爽，但主考官胡宿认为他偏离要求，打算把他黜斥，司马光就劝说：“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宜黜斥。”最后把苏辙放在了末等。

说他好吧，可他又……

司马光画像

顽固较真

宦官麦允言去世的时候，因为他有军功，朝廷要给他配仪仗队。司马光觉得不合礼仪，就说：“古时各国诸侯佩着辂马的带饰去朝见天子，孔子还认为不可以呢。麦允言是帝王的亲信近臣，又不是王侯，没有元勋那么大的功劳，就赐给他三公的官职，让他享受一品官待遇的仪仗队，这与诸侯佩辂马带饰相比较不是更加超过规格吗？”

郑国公夏竦去世被赐给谥号“文正”，“文正”这个谥号是文臣可以获得的最高称号，司马光认为夏竦虽有功但还不至于最高，就说：“这个谥号是最完美的，夏竦是什么人，怎么可以配得上它呢？”将他改谥“文庄”。

其实这两位都是宋朝当时一流的名臣，夏竦更是建功无数，死后给个超规格待遇不算什么，但儒家道德讲究名正言顺，既无先例，便不可行，这是“礼”，但换言之就是食古不化。

因循守旧，力压变法

王安石执政，颁行新法，司马光上书陈述新法的好处和害处。司马光在迩英殿进读，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时，神宗说：“汉代永远遵守萧何的成法不变，可以吗？”司马光借机就新旧之争开展了劝谏，回答说：“不仅汉代，假使三代之君永远遵守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即使到今天存在仍然可以。汉武帝对汉高帝的约束之法多有改动，于是盗贼满天下；汉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治，汉朝于是衰落。这样说来，祖宗的制度是不能改变的。”

变法后几年，有一次，司马光被留下来对策，神宗说：“现在天下喧扰纷乱，正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有此，众人所恶’那种情况。”司马光又借机对新法贬斥了一番，说：“对，陛下应当论断新法的是与非。现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所做的，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正确的，陛下难道能够单是与这三个人共治天下吗？”

最终新法未能持续实行，神宗驾崩后，司马光重掌朝廷，便推翻了新法。

了解到最后，一句话，人因时而异也。司马光是一位忠耿担当的正派人士，又是一位顽固的守旧派，而不论司马光是好是坏，他不失为一位优秀的史学家、文学家，《资治通鉴》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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