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春帆楼，是日本下关的一家旅店 ，是189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的地方，是见证中华民族奇耻大辱的千古伤心地。

时至今日，春帆楼旁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行字：“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马关条约》单赔款一项，就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甚至在日本经济著作中，有一个“赔款景气”的时代专用名称。

日本当时的全国财政收入不到一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却合三亿日元，超过日本三年全国财税收入的总和。从此日本经济腾飞，发生产业革命般的剧变。这个迅速崛起的邻国，用中国的民脂民膏把自己滋养成强国，却在随后的几十年，给中华民族带来无尽的苦难。

对中国，《马关条约》同样是历史转折的焦点。甲午战争好似一闷棍，彻底把中国打蒙了，举国震惊，举国悲愤。公车上书、戊戌维新甚至义和团运动，无不与甲午之败相关，思想领域也从此发生激烈变化，激进的爱国浪潮一波胜过一波，社会激荡百年而不能停息，更不要说后来的抗日战争，以及直到今天也没能解决的，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上的——台湾问题。

马关之耻，春帆楼之恨，永远埋在中国人的心中，不能忘记。

01

1895年4月，一艘轮船从天津塘沽港开出，目的地是日本的马关，船上搭乘的是以李鸿章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和谈代表团。

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看上去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坐在船舱里的李中堂，眉头紧锁，面色凝重。

这时，中日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连、旅顺相继陷落，威海卫的北洋水师最后几艘军舰也被迫投降，提督丁汝昌自尽身亡，日本陆军从朝鲜追杀至辽东，战局已经无法支撑，这次赴日与其说是去和谈，不如说是去投降。

战争仍在继续，清朝先前派去了一个以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为首的和谈代表团，但日方借口中方代表授权书没有写明拥有全权，拒绝坐下来谈判，即使提出等正式全权授权书寄来也不行。

就在张荫桓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作为日方首席谈判代表，私下会见使团随员伍廷芳：“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

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的有些模棱两可：

“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是也还是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敕书，必须要有全权。”

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可谓旧相识。早在甲午战争开战十年前的1884年，野心膨胀的日本曾筹划着入侵朝鲜，当时大清王朝尚属朝鲜的宗主国，作为日方外交代表的伊藤博文为了日本侵略朝鲜一事，想来华与李鸿章谈判。当时的李鸿章表现得十分硬气，对他的无理要求断然拒绝。

对此，伊藤博文一直耿耿于怀，因此10年后的这场谈判，作为战胜者的一方，他特地指名道姓让李鸿章来，为的是“一雪前耻”。

02

后人苛责甲午战败，将马关丧权辱国之条约推于李鸿章一人身上。

但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开篇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清史近三百年，从正式定鼎算起(1644年)，一共十个皇帝坐龙廷。从前一幅对联有点意思:

顺天康民雍然乾道嘉千古

治国熙世正是隆恩庆万年

联语挺俗，却凑巧把清朝前五个皇帝的年号嵌进去了(两联的奇数字分别组合)，最后是嘉庆。按对联的意思，似乎嘉庆正该承上启下，延清祚于千年万载，但世事难卜，常常结果与愿望恰恰相反。好局面不长，从道光开始，清朝的天下颇不太平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不到一百年，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这是出自李鸿章兴建北洋水师时所写的奏章。他于甲午战争前二十年，已经嗅到了世界正在兴起的变革与列强环伺的危机，这份卓越的见识及战略远见为当时时人所不及，算得上是晚清国内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这位新科翰林，弃文从武，登台拜将，灭太平，除捻乱，倡洋务，沉浮宦海几十年，清王朝的腐朽和没落，他不可能无所察觉，李鸿章曾在私人信件中嘲弄自己是大清国的裱糊匠。

当甲午朝鲜内乱兴起，日本介入，咄咄逼人，满朝官员爱国情绪激昂，士绅群情共愤，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其状元老师翁同龢的怂恿之下，更是下了一战的决心。独李鸿章力排众议，倡议忍让主和。但是在强大的爱国声浪中，任何冷静提出的稳健主张，都会被淹没，主和者会被视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甚至被斥卖国贼，为全社会所不齿。

宣战诏书如期发出，甲午战争开始，李鸿章被迫挂帅。

这是一场注定必输的战争，无论从“技术”视角，还是从“制度史”视角，都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不对称的前现代对现代的战争。

03

根据《光绪会计表》记录，清朝在光绪十九年(1893)时，岁入已经达到8000多万两白银。看上去似乎还不错，应该可以让这个古老帝国又焕发第二春。但跟隔壁日本比起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为比清小得多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发展，尤其是采用了近代化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后，日本的发展根本不是清朝这种衰老的农业国所比得了的。

以财政为例，1893年这一年，日本政府的预算收入为8804万日元，实际决算为11377万日元，以当时白银和日元的比价1:1.5计算，相当于7585万两白银。也就是说，战前清日在财政总收入的情况是差不多的，财政总量上相差不大，可清朝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与日本列岛比大了多少？人口又多了多少？两国人均，何止几倍的差距。

因此，财政总量差不多，但方方面面的实际差距是巨大的。比如，日本在国内的工业化投资是中国的十一倍，远远高于中国。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在战前，清廷所修的铁路不过300多公里，同时期日本的铁路已达3200公里以上，比中国多了十倍，这直接造成了清朝和日本在资源利用效率上就不是一个等级的。另一个例子是，在战前，日本举国大力发展工业，如纺织业，日本的纱锭数53万锭，中国是6.5万锭，差距在8倍以上。

如此种种的差距，让日本在各种方面上对清朝基本“吊打”，更重要的是，日本为了同中国开战，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日本深知自己的实际情况，很担心战争久拖不决而影响财政，所以在开战前，日本特意为筹集军费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一开始，日本就意识到，战争是个吞金巨兽，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日本必须筹措出足够的军费。

首先是国库拨款。一开始日本估算需要1.5亿日元的军费，但日本全年财政收入才8500-9000万日元之间。为了填坑，日本除了财政拨款2600万日元，还发行战争公债。战争公债又给日本凑了3000万日元，但这个加上还是不太够，日本继续发行公债。最后，日本通过几次发行的公债，总共凑了1.16亿日元的军费。再加上日本国会的拨款和其他借贷得来的资金，最后日本的战争预算高达2.5亿日元。

与做了准备充分、以举国之力拼死一搏的日本相比，清廷则非常乏力，总体军费投入只有2000多万两白银，后来举了些外债，七拼八凑勉强搞来了4465万两银子，但铺在战场上远远不够军队消耗，以至于出现北洋水师临战前却因经费不足，定镇二舰的榴弹只有3枚的窘境。陆军也一样，按照日军记载，清军往往交战不到半晌就会因弹药用尽而撤退。这种情况下，清军的失败已是必然。

败局已定，战争仍在继续，没人知道如何收拾残局，原先狂呼爱国的满朝臣子拿不出任何主张，变得默默无声，似乎此时这与他们都不相关。由于战局的失利，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了黄马褂。但几天后张荫桓回到北京，将日本人不接待他而提名李鸿章前去的意思说出后，朝廷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又还回了刚被革职的李鸿章刚被拔去的三眼花翎和黄马褂，责成他亲赴日本。

李鸿章不知道这是极大的侮辱吗？他不知道这是使他身败名裂之行吗？他当然知道，他当然清楚。

严复曾在李鸿章故去后写下过一副名挽联，为其鸣屈：“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这是一场他不想打的战争，但又似乎成为他的战争，只有爱国者的鼓噪，没有人去承担。尽忠王朝的道德规范，使他不得不去，不能不去，他必须承受这份侮辱，必须把自己毁灭。

在驶往马关的海轮上，他写下一首诗：“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前方的马关，更大的耻辱在等着李鸿章，等着中国。

04

马关也称下关，在日本本州岛的最南端，春帆楼位于此地一座小山丘上，面朝大海，这个木制小楼并不大，原来是个医生的诊所，后改为家庭宾馆。

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中日和谈的场所，可能还是别有一番深意。伊藤博文就是马关所属的山口县人，春帆楼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常站在窗前思考，据说春帆楼的名字也是伊藤所取。山丘下有日本的军港，军舰冒着黑烟往来于海面，也许这正是要让中国代表看到的场景，它不仅显示了伊藤私人的胜利，更可以炫耀日本海军的军威。

李鸿章到达马关的第二天，就在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会面，寒暄完毕后，李鸿章诚恳地说：

“你我东亚两国，最为邻近，同文同种，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也未必于有益贵国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我中东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

言下之意，中日两方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不要自相残杀，要永结同好。

伊藤并没有理会，而是冷冷地说：“十年前在天津时，敝人曾向中堂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

关于马关谈判，有专著记载了详细谈判内容，知乎上也公布了一份长达65页，共计28140字的谈判记录，这样饱含屈辱的血泪文字比比皆是，国人不可不知，不可不记。

这里摘抄一小段，权当警钟长鸣：中日两国，大小悬殊，中国从被日人仰慕的上国沦为弱夫，非外力之强，实己不进之过，为何不进，国人当自省三思。

伊藤博文：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总请再减。

伊藤博文：无可减矣。

李鸿章：不许我驳否？

伊藤博文：驳只管驳，但我如意不能稍改。

李鸿章：台湾不能相让。

伊藤博文：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春帆楼里，李鸿章说得口干舌燥，受尽屈辱，但日方仍丝毫不肯让步，只以再战威胁。

谈判之艰难，如李鸿章在后来诗中所云：“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一死难”的李鸿章，被日本爱国愤青的一枪打破了僵局。在乘马车从春帆楼返回寓所途中，他被日本浪人行刺，面门中枪，血流如注，这一枪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

李鸿章一直主张“以夷制夷”，在中国积弱落后的背景下，这也算是比较聪明的权宜之计，但毕竟主动权在西方列强手里，只有在他们自己利益有利条件下才能起些作用。

甲午开战前，英国商船高升号运载三千清兵去朝鲜，被日本海军击沉，李鸿章曾寄予很大期望，希望大英帝国卷进去。但出于各种利益，英国没有干预，大清帝国只能面对日本的挑衅，并被迫宣战。

李鸿章另一个寄予希望的是沙俄，这是个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险招，他在马关谈判的同时，大清与沙俄的秘密谈判也在紧张进行。

他被刺的消息，导致沙俄的军队明目张胆进入东北地区，国际上也掀起谴责日本的强大舆论高潮。为牵制沙俄和平息舆论，日本同意无条件停火。但李鸿章挨的这一枪，并没有阻止随后《马关条约》的刻毒和耻辱：割让台湾，赔款二亿两白银。

他当知道，因为签订这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己会成为历史罪人。但他是来马关谈判吗？他实际是来马关，接收一份日本发给中方的最后通牒。离开春帆楼，离开马关，汉奸卖国千古骂名，已非其莫属。

临终前，这个“千古罪人”留下一首遗诗，一件遗折，一腔遗恨。

诗曰：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折曰：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