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委员会大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被世界公认。据此，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将良渚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起源载入了史册。翻开《中国历史》教科书，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的介绍，里面除了文字讲述的各类遗存、遗址，还选登了四张照片，分别是良渚出土的玉璧、玉钺、刻符罐和玉琮。从此，中国的孩子们通过《中国历史》课本就能了解良渚文化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意义，知晓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因工作关系，本人全程参与了良渚古城遗址入编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工作，作为《良渚古城遗址》课文的唯一作者，能参与“改写历史”，我感到非常幸运。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是我们小时候就知道的概念。可是，国际上很多人却不认为中华文明史有五千年那么悠久。原因是，在国际语境中，对于文明是有“标准”的，而且必须是经过考古发掘得到“实证”的。在良渚遗址的价值被发现之前，只有殷墟的甲骨文和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才代表“中国最早的文明”，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起源是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代。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改变了学术界的看法，国内外知名考古学家纷纷发表观点，承认5300年前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文明阶段，良渚遗址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亚地区最早的文明遗迹。特别是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良渚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不仅被国际学术界所公认，也为国际政府间组织所公认。这也是国家统编 《中国历史》教科书将良渚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载入史册的学术依据。从此，良渚遗址真的“改写了中国历史”。

那么，良渚遗址是如何进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呢？说来话长，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走过了整整10年的曲折经历，可谓来之不易。

良渚的考古最早可以追溯到八十多年前。1936年冬，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最早进行了发掘，到了1980年代，良渚遗址考古新发现接踵而至。1986年发现反山王陵，1987年发现瑶山祭坛、莫角山宫殿遗址， 1991年发现汇观山祭坛和墓地，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2015年发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开始重视把考古研究结论入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工作。2011年之前，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副主任吴立炜等同志一直在为良渚遗址进入《中国历史》教科而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只争取到在有关章节中提到“良渚玉琮”而已。

2012年2月，我一调到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工作，吴立炜同志就建议我参与到这件事中来。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于是，从那时开始，直到2019年良渚遗址以整整一页的篇幅进入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整整8年时间，我全程参与了其中。

后来，吴立炜同志调到其他单位工作了，我就从他手里全盘接上了这个活儿。开始，没有任何进展，也找不到好的路径，只是“瞎忙乎”。后来，我的同事、良渚遗址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谢国旗告诉我：“原杭州大学有位余式厚老教授，他有个学生张廷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总编助理，具体分管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修编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开心极了。因为，我在杭州大学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余式厚教授是教我们《形式逻辑》的老师。

很快，我就把余老师请到了我的办公室。余老师一进门，我直截了当说明了原委，强烈要求余老师“帮学生一把”。余老师是个热心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当即表示“一定尽全力支持”。隔了几天，我就迫不及待地与余老师、谢国旗等人飞赴北京。说实话，如果不是这件事特别重要，我是不甘心劳驾80多岁的余老师辛辛苦苦飞北京的。一下飞机，我们就马不停蹄，直奔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拜访了余老师的学生——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助理张廷凯、《中国历史》教材主编瞿林东、副主编叶小兵、编辑室主任余桂元等相关同志。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给他们讲述良渚遗址的重要性，恳求他们把良渚遗址写进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

刚开始，他们对良渚遗址并不了解，听了我们的介绍后，他们终于答应“先去良渚遗址看了再说”。

过了不久，应良渚遗址管委会邀请，瞿林东主编、叶小兵副主编、余式厚教授等来良渚调研，他们仔仔细细参观了良渚博物院，实地看了良渚遗址，并听取了良渚遗址管委会的有关情况介绍。应该说，这次专题调研，彻底改变了国家统编历史教材编写组对良渚遗址价值的认识。“太伟大了，太震撼了。良渚遗址确确实实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确确实实应该写进中国历史教科书”，瞿林东主编说。

回到北京后，瞿林东主编很快就召集有关专家进行讨论。由于当时参与历史教材审定的史学专家中没有一个是搞考古的，所以，他们不了解还有良渚遗址这样重大价值的考古发现。加上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起源地”，因此，要把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源头写进历史，他们这些老先生感情上一时也接受不了。于是，我和同事们多次赴京“据理力争”。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我们先后去了教育部教材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走访了张忠培、严文明、王巍、赵辉、陈星灿等知名考古学家，苦口婆心地讲述理由，极力争取他们的学术支持。在这个艰难过程中，接近九十高龄的余式厚教授，数十多次北京杭州来回飞，每一次都不落下，每一次都是匆匆忙忙飞过去，办好事情匆匆忙忙飞回杭州。我真的为余老先生的家国情怀所感动。

2016年6月13日，总书记对良渚遗址的保护和申遗工作作出了长篇批示，我们如获至宝。7月，我和有关同事再次飞北京，向教育部教材局、国家统编《中国历史》编写组的领导和专家们做了专题汇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总书记的重要批示，不仅为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争取良渚遗址写进历史教科书提供了重要遵循。整个过程中，教育部教材局郑富芝局长、教材处李斌处长都给予了很大支持。

不久，我就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余桂元主任的通知，要求我主笔起草《良渚古城遗址》课文，准备编入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当时，我既感动开心，又觉得难以担此重任，进行了再三的推脱。但是，余桂元主任坚持由我来写，“毕竟，你对良渚遗址的了解要比北京的同志更深入、更到位一些”。就这样，我接下了这件“意义重大，困难巨大”的差事。

2016年7月开始，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进入了快车道。组织上让我分管“申遗处”工作，申遗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压得我和同事们喘不过气来。但我觉得，“把良渚文化写进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件事的意义，并不亚于申遗成功。因此，无论申遗工作多么紧张繁忙，我仍然一刻也不放下教科书文章的写作和讨教工作。一边忙于完成领导交办的申遗工作任务，一边全身心投入教科书《良渚古城遗址》的写作，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候躺在床上想起了某个细节，总是睡不着，禁不住爬起来打电话问专家学者。

文章初稿写好后，我开始多方征求意见。先后请教了我的同事蒋卫东先生、良渚古城发现者刘斌先生、良渚水利系统发现者王宁远先生、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陈明辉先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赵辉先生、时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先生，还上门请教了知名考古学家张忠培、严文明先生，在这些权威专家的指导下，我多次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打磨”，终于完成了起草工作，将稿子发给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余桂元主任。我们还一起讨论了配图的策划设计，准备用良渚遗址区划图做底图，配上了玉琮、玉壁、玉钺这三件良渚文化的代表性玉器。

没过多久，余主任把送审稿发给了我，竟然一字未改，我看了欣喜若狂。

教材编印出来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初看教材，我很开心，因为教材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浓缩成99页，良渚遗址竟然占了整整一页，但是细看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编辑修改时，听了部分史学家的建议，在良渚遗址“实证了距今5300-4300年间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这句话前加上了“有学者认为”五个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有学者认为”的言外之意是“还有其他学者不认为”。于是，我立即飞往北京，跟有关人员进行了激烈争论。本来，全国1400万册课本已经印刷好了，但由于我们坚持不肯，这事就暂时搁浅了。当时，我跟他们争取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坚持良渚古城遗址的所在地表述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因为，将杭州、余杭的地名永久载入教科书，有利于杭州、余杭知名度美誉度的提升。最后教材局领导和编委会同意了我们的请求，首次把“杭州市余杭区”这六个字写进了教材。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第二天上午，我和团友准备从阿塞拜疆机场出关。正走到阿塞拜疆海关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来自北京的越洋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教育部教材司教材处李斌处长兴奋地跟我说，“陈书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成功标志着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价值被国际公认，所以，’有学者认为’几个字被删除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百感交集，禁不住流下了激动、幸福的眼泪。我抓住机会跟李处长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被世界广泛认可，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建议把申遗成功的历史事件也记录在教科书里。后来，教育部果真采纳了我的建议，在教科书里补上了“2019年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以下是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3页全文：

良渚古城遗址

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1936年首次发现。迄今为止，良渚遗址发现的遗存非常丰富。这里的巨型城址，面积达6.3平方千米。为了运输造城的物资和防止城墙被洪水冲毁，良渚先民在城址以北的丘陵地带，修建了延绵20多千米的外围水利系统，其影响面积达100平方千米，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拦洪大坝。城的中部，有一个人工堆筑、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高台。古城、水坝和高台上多处高等级建筑，见证了当时该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统治者的组织能力。城内外还发现了瑶山祭坛、反山王陵，出土了数千件精美的玉器，包括举行祭祀用的玉琮、玉璧和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这些贵族墓葬和其他随葬品较少的普通墓葬相比，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阶级分化已经相当明显，实证了距今5300-4300年间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

2019年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