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1日，一艘日本巨轮，被美军潜水艇击中，沉没在中国福建省平潭县牛山岛附近海域，自此留下了一连串世界关注的谜团。这艘巨轮就是“阿波丸”号。

J101船作业现场俯视图。

1980年7月9日，沪救捞3号捞出了“阿波丸”船钟。

“阿波丸”打捞现场，潜水员正在下水。

它的沉没，是二战时期最大的海难之一，被称为“太平洋战争的秘密”，2008人全部葬身海底，死难人数远超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它又是传说中的“财宝船”，多方消息声称，随“阿波丸”沉入海底的还有巨额黄金、珠宝和无价之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令人意外的是，1949年，日本政府宣布放弃因“阿波丸”被击沉而产生的各项赔偿要求。

1977年至1980年，中国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打捞“阿波丸”工程。然而，重重迷雾并没有随着打捞而消散。“阿波丸”究竟是如何沉没的？它有没有装载黄金？如果有，黄金去了哪里？北京人头盖骨真的在“阿波丸”上吗？

1977年的一天，波涛汹涌的福建省平潭县牛山岛附近海域，气氛有些紧张。海面上，大批舰船在警戒巡逻，半空中，隆隆的飞机盘旋巡视，海岸上，高炮部队悄悄部署着。这是中国海军和交通部所属打捞局在联合打捞二战时期的日本沉船“阿波丸”号。

中国为何要如此声势浩大地打捞一艘日本沉船？还得从“阿波丸”号的来历说起。“阿波丸”是一艘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远洋邮轮，船长154.9米，宽20.2米，吃水深12.6米，总吨位11249.4吨。它名义上是一艘商船，但建造时完全以军事性能为标准。1943年3月5日首次下水航行后，“阿波丸”就开始为远在海外作战的日军运送给养与药品，先后6次往返于日本与新加坡之间的航线。运输军用物资期间，“阿波丸”多次遭遇美军的鱼雷攻击，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因此一直被日方视为“不沉之舰”。

为日军运送给养的“不沉之舰”，在日本和美国的协议下很快改变了自己的使命。

二战时期，随着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大肆侵略东南亚，日军在其控制的东南亚、中国台湾、香港等地扣押了16.5万名盟军俘虏以及同盟国平民，其中美军俘虏和美国平民约有15000名。担心日本军队虐待俘虏，1944年，美国通过驻东京的瑞士代表团同日本有关方面进行协调，希望能够向被扣押的战俘和平民运送救援物资。

研究“阿波丸”沉船几十年的学者、光明日报出版社前社长李树喜告诉记者：“战争状态中，要将救援物资运往日军控制区，必须得到日本的协助和配合，甚至需要日本派船帮忙运输。经过交涉，日本答应了美国，美国也承诺保证日本运输救援物资船只在指定航线上的航行安全，同意对这些船只不攻击，不临时检查，不进行任何干涉。”

得到美国的保证，1945年2月，万吨巨轮“阿波丸”号从军火运输船变成了救援物资运输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美国要求“阿波丸”拆除船首的高射炮和舰首炮，撤走士兵，将船体的明显部分涂成绿色，并在上面勾出白色“十”字，夜间要对白十字加以灯光照明，夜航时点燃全部航行灯，以便识别，日本当然也同意了。因此，“阿波丸”也被称为“绿十字船”。

1945年2月17日，“阿波丸”从日本门司港起航，船上载着美、英、加红十字会和国际红十字会总部捐赠给盟军战俘和平民的2000吨救援物资。多年后人们才知道，日本当时还悄悄在船上装载了数千吨兵器、弹药和飞机零件等，这些军用物资的包装上也是红十字的标记。

3月12日，“阿波丸”途经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西贡、新加坡，抵达此行的终点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由于美国允许“阿波丸”返程时搭载一些伤兵，困守在雅加达的日本人沸腾了。

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美国的沉重打击，陷入困境。尤其是美军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后，日本本土与其在东南亚的控制区几乎被完全隔断，滞留在东南亚的日本人也对战争失去了信心，他们迫切希望回到日本。正如李树喜所说，“这条获得了安全通行的船，可以说是即将失败的日本能从东南亚返回的最后一条大船。”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阿波丸”来到了雅加达。

人心惶惶的日本军政人员、商人及其家属为了得到一张船票，各显神通，寻找门路。拿到船票的人都万分庆幸，因为他们即将成为顺利回国的人员之一，他们化装成伤兵登上了“阿波丸”。渴望回家的人太多，当“阿波丸”返程驶离新加坡时，原本预定搭载200多人的船，包括船员在内，竟足足载了2009人。其中不乏日本军政要员，包括日本驻缅甸最高长官小乡宦太郎、日本第三船舶运输司令部总参谋长岩桥一男等。

当时供职于“日本船舶运营会”新加坡支部的小野晋，原本也在乘船归国人员之列，后因急事临时下船。多年后，他回忆现场的情况：我从船上下来时，很难猜测船体内部的样子，搭船者遍布甲板，拥挤得简直没有插足之地。就这样，在我下来的时候还不断有搭船的人陆续向“阿波丸”涌来。

满怀希望涌向“阿波丸”的乘客，谁也不曾料到，这艘“不沉之船”的沉没竟然只用了短短3分钟！

1945年4月1日，美国潜艇“皇后鱼”号正在福建牛山岛东北方向的海面上进行攻击性巡逻。漆黑的夜里，一艘速度很快的巨轮进入了“皇后鱼”的视野。深夜23时，“皇后鱼”发射了四枚鱼雷，几分钟后，被鱼雷击中的巨轮——“阿波丸”全部沉没。

美国已经承诺保证“阿波丸”的航行安全，“皇后鱼”为什么突然发动了攻击？为研究这段历史，李树喜在美国找到了“皇后鱼”号舰长拉福林的报告。这份报告是1945年4月8日写给太平洋舰队潜水艇司令官的，拉福林在报告中解释，当天浓雾笼罩、视线范围有限，才导致了“皇后鱼”对“阿波丸”的误炸。他写道：

在向对方靠近至发动攻击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怀疑来船是驱逐舰或护卫舰以外的任何船舶。辨认对方身份的根据是雷达所显示的信号。以前有过好几次，发现对方或他方的驱逐舰或护卫舰，雷达上所显示的信号和这次一样……

有几点可以证明对方的战斗舰身份：在浓雾中以16至17节的速度前进；对方前进所向区域，约9个小时以前我们的僚艇“还狐”曾经使用水雷攻击过目标。因此，有理由判断敌人准备对我潜水艇进行攻击；对方航行的线路靠近中国沿海，这是敌人使用的唯一路线。

拉福林称，从俘虏那里，他才得知被击沉的巨轮是“阿波丸”。4月1日23时11分，潜艇赶到了击沉现场，在海面上的重油和漂浮物中，救出了唯一的幸存者——厨师下田勘太郎，其余2008人全部葬身海底。落水的下田勘太郎抓住了“皇后鱼”抛下的救生绳，好几次接近了潜水艇，又被海浪拍离，最后，一个巨浪将他抛起来时，“皇后鱼”上的人趁势把他拉上了甲板。终于从大海中逃出一命的下田勘太郎已经昏迷，等他醒来，拉福林才发现，被击沉的巨轮根本不是战斗舰。

拉福林和美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4月10日，已经多天没有收到“阿波丸”信息的日本，意识到出问题了，通过驻东京的瑞士代表团，日本方面向美国政府发布质询，要求对方提供关于“阿波丸”的情况，并通过广播发布寻找“阿波丸”的消息。

美国针对沉船事件召开了紧急会议，4月12日正式将“阿波丸”被击沉的消息通知了日本政府，并决定在军事法庭对拉福林进行审讯。在军事法庭上，拉福林仍坚持认为自己是误炸，然而，日本方面坚决不认同。他们认为，美日双方已经就“阿波丸”的资料和航线互相确认，美国应该已经将资料和航线通知过相应的部门，“阿波丸”基本是按照规定路线行驶的，如果仔细确认辨别，拉福林应该注意到它并非战斗舰。

关于“阿波丸”的沉没，李树喜也有一连串的疑问：巨轮“阿波丸”为什么在遭遇鱼雷攻击后仅3分钟，就全部沉没？美军很快在“阿波丸”沉没现场进行了救援，为什么竟然只有1名幸存者？“阿波丸”在预定时间出现在预定海域，拉福林居然没有丝毫想到目标可能是“阿波丸”，是因为他从未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还是根本没有打算执行上峰的命令？

第一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李树喜根据各方线索猜测，“阿波丸”上安装了自爆装置，在受到鱼雷攻击的同时启动了自爆装置，这才造成巨轮的瞬间沉没。

第二个问题拉福林曾经解释过，海上视线很弱，波浪又十分汹涌，救援非常困难。可惜，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不乏其人。

第三个疑问在1972年才有了一点眉目。当时，已经退休的拉福林接受历史学家的专访，他仍强调那是一次“偶然事故”。不过，他补充了一点从未公开的新情况，1945年4月1日上午，太平洋舰队潜水艇司令官曾经向下属的所有潜水艇下达过“让经过台湾海峡的‘阿波丸’安全通行的指令”。“在得知击沉的是‘阿波丸’时，我才第一次从负责通讯的军官那里得知潜水艇司令官下达的有关‘阿波丸’的指示，也第一次看到了4月1日的联络信函，才知道有一艘叫‘阿波丸’的船只要于4月1日悬挂规定的标志通过台湾海峡。”

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拉福林在1945年的报告中略去了这一事实，也不知略去这一事实是否对当年的调查结果产生了影响。事实是拉福林被调查后，因“执行命令怠慢”受到了“免职处分”，后来美国海军部给予了他“训诫”处分。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对他的军旅生涯产生太大影响，多年后拉福林仍以海军中将的身份光荣退休。

在拉福林接受调查时，日本方面也一直没有罢休，多次向美国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最终，美国政府承认对击沉“阿波丸”负有责任，宣称已经对有关舰长进行了惩罚处分，表示赔偿问题待战争结束后妥善处理。

1945年8月10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5天，日本政府向美国提出了具体的索赔要求：赔偿遇难船员和乘客近2亿日元，物资补偿费3000多万日元，并向日本赔偿船只以替代“阿波丸”，其规格、条件应当和“阿波丸”相同。

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对于战败的日本来说，有关“阿波丸”的赔偿金无疑是一笔巨款。然而，令人意外的是，1949年，日本政府突然主动而且无条件地放弃了“阿波丸”被美军潜艇击沉这一事件的所有赔偿要求，决定所有的善后问题都由日本政府自己承担。

李树喜研究发现，除了主动放弃赔偿，还有一点很奇怪，自从1945年事件发生至今，日本政府从未提供过“阿波丸”装载的货物清单。一位美籍日本人福密实多次尝试向日本官方申请查阅“阿波丸”的相关资料，结果一再遭到拒绝。

这些反常之处，让“阿波丸”装载的货物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或许，就像美国在回复日本抗议时所说，“这艘船的正当性方面还存有疑问”。那么，“阿波丸”究竟装载了什么，才使得日本政府的态度如此暧昧？

日美双方协议的救援船只显然是不允许装载战略物资的，“阿波丸”却违反了协议。从唯一的幸存者下田勘太郎口中，拉福林得知，返程时船上载有橡胶、锡、铅等战略物资。1945年4月2日，“皇后鱼”号重新回到沉没现场，确实打捞到了几捆橡胶。除此之外，关于“阿波丸”装载的货物还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阿波丸”是一艘“财宝船”。

曾任日本驻新加坡海军特务机关长官的日高震作战后就曾指出：船上除船长室的保险柜外，还设有3个航海用的特别保险柜。途中，在雅加达把军队的贵重物品包括金币、工业钻石等分别装入不同的保险柜。在新加坡，同样将金币、英镑纸币、美元以及各种有价证券等装入。他还提到，从日本到印度尼西亚运输救援物资时，“阿波丸”一起运送了大约6000吨兵器、弹药及飞机零部件。

据日本《读卖新闻》1979年的报道，1945年驻新加坡的日本陆军伍长森川家光证明说，他参与了“阿波丸”在新加坡的装载工作。当时，他们是由极秘密的作战命令抽调而来，从新加坡市内的南方开发银行的地下金库中取出木箱，几百件木箱装了26卡车。然后在宪兵队荷枪实弹的严密警戒下运到新加坡港，装入停泊在那里的“阿波丸”号。森川家光说，他从宪兵偶尔泄露的消息得知，箱子里装的是金条。他还发现木箱上扎有金属箍条，有一个人举不起来的重量。

与日高震作、森川家光的说法呼应的是，时任日本第三船舶运输司令官的稻田正纯，当时负责安排“阿波丸”在东南亚地区运送货物和乘客，他回忆称，东京关于“阿波丸”装货和选定乘客的电报共发给他的有3000封之多。此外，驻在新加坡的日本海军特务机关长官日高震作曾雇佣许多海匪和海贼装货，但他不清楚所装的是什么货物。

作为负责这次装载活动的长官，稻田正纯竟然不知道“阿波丸”装载的详情，反而是特务机关把持操作，可见“阿波丸”的确装载了秘密的货物。如果“阿波丸”真的装载了巨额黄金财宝，那么考虑到日方违约、财宝被美军发现后将成为对方战利品的后果，船上启动自爆装置就具备了合理性，也就能解释“阿波丸”为何在短短3分钟内沉没。

然而，仅凭几个人零散的线索，并不能完全确定货物的具体清单。随着“阿波丸”的沉没，它装载货物的秘密似乎也随之沉睡海底，直到上世纪70年代，“阿波丸”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据外电报道，尼克松带给中国一份“厚礼”，这份厚礼就是关于“阿波丸”沉没在中国海域的情报。美方称，有关情报是通过人造卫星探知的。后来，美国《共和党党报》等媒体又纷纷报道“阿波丸”装有巨额财宝，包括黄金40吨、白金12吨、工业钻石15万克拉、工艺品40箱、锡3000吨、橡胶2000吨……

消息迅速引起了世界关注，美国、日本、德国以及中国台湾的有关部门、民间组织或打捞企业，都提出希望打捞或与中国合作打捞“阿波丸”沉船。尤其是美国的一家打捞公司，两次致函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叙同志，提出他们准备在1976年7月初开始打捞沉没在台湾海峡的一艘船舶——实际就是指“阿波丸”。

面对国际上纷纷要求前来中国打捞“阿波丸”的情况，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深感情况复杂，事关重大。于是，1976年6月29日，交通部会同外交部向国务院汇报情况，提出美国准备打捞的范围包括整个台湾海峡和部分南海海域，在我国沿海200海里范围之内，涉及我国主权和军事设施的机密，不能允许美国打捞公司进行打捞，将来在条件具备时，可由我国自己打捞“阿波丸”和其他沉船。这个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通过外交途径，拒绝了美国进行打捞的要求。

被拒绝的国外公司根本不相信，没有国外的帮助，中国能够唤醒沉睡海底的“阿波丸”。但没过多久，中国果断启动了独立自主打捞“阿波丸”的“77·13工程”。

交通部技术顾问张智魁在讲解海底打捞。

重见天日的“阿波丸”沉船船首。

J101船打捞出水的锡锭块和橡胶块。

1976年8月，交通部和海军司令部共同召开“海上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交通部和海军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共同议论了打捞“阿波丸”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来看，打捞“阿波丸”都有很大意义。从政治和外交方面看，中国如果捞起该船，归还遗骨，有助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从经济上看，“阿波丸”装载大量稀有金属，据说还有黄金等贵重物品，价值很高；另外打捞“阿波丸”也是我国潜水队伍一个很好的练兵机会。因此，会议得出独立自主打捞“阿波丸”的一致意见。

1977年2月5日，叶飞与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以交通部、海军名义正式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勘测打捞“阿波丸”沉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了独立自主进行打捞的初步方案。3月3日，交通部和海军又向国务院正式上报了《勘测打捞“阿波丸”沉船方案》。3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交通部、海军的勘测打捞方案，批示决定将这一打捞工程命名为“77·13工程”，并决定成立打捞“阿波丸”工程领导小组，在福州军区统一领导下负责“阿波丸”沉船的整个勘测打捞工作。

这一年春天，来自海军的打捞船J101船、来自交通部上海救捞局的沪救捞3号打捞船等，先后来到福建平潭县牛山岛海域，开始了打捞“阿波丸”工程。

1977年，两岸关系仍处于对峙时期，牛山岛海域是两岸之间距离最近的一片海域，打捞“阿波丸”的作业现场离台湾更近，台湾的轮船5小时就可以抵达，飞机更是6分钟就能飞抵作业场上空，打捞现场当然不平静。《神秘的“阿波丸”沉船打捞始末》一书的作者、参与“77·13工程”的海军北海舰队退休潜水员郭挺杉记得，国民党的小型舰艇、商船等常来附近骚扰，飞机不分白天黑夜地到打捞海域上空盘旋。他所在的J101船是海军现场打捞作业的指挥船，有时一天拉响的战斗警报不下四五次，一听到警报声，正在进行潜水作业的继续工作，其他人员则立刻做好战斗准备，船上四座双管高射机枪，立马对准敌机。敌机也不敢太过放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盘旋几圈后就掉头飞走。

国民党的骚扰不仅有飞机和舰艇，还有“糖衣炮弹”。今年70岁的海军一级潜水员、“传奇蛙人”汤东征，从1977年至1980年全程参与了“77·13工程”，他告诉记者，打捞现场不时能见到装满巧克力、糖果的塑料杯子，那时战友们没见过巧克力，觉得新鲜，但知道是从海峡对岸漂过来的，从没有人私自留下这些东西。郭挺杉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说，为了防止台湾的“宣传品”漂到岸边，有时上级还指示统一打捞，然后堆放到甲板上统一点火销毁。

“77·13工程”的潜水员们，就在这样紧张的特殊气氛中开始了水下作业。

打捞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要找到沉船的确切位置。郭挺杉告诉记者，美国总统尼克松提供的资料和外国打捞公司提供的资料，都只是一个大概方位，当年没有发达的卫星定位系统，资料上的方位对应到牛山岛附近海上，面积甚至有数十平方海里。为此，在打捞船正式进军牛山岛海域前，交通部和海军就组织了社会调查组，在平潭县委的协助下，对渔民进行走访调查。

郭挺杉的战友崔宪政是先期调查的人员之一，据他介绍，调查组走访了11个公社、村和牛山渔场指挥部，中老年渔民普遍反映，1945年前在这一带打鱼捕蟹，水下从来没有遇到过障碍物，自1945年以后，经常感觉到水下有障碍物钩住渔网。一位大队干部判断，那障碍物不像暗礁，应当是沉船。还有一位98岁的老渔民说，那一年，他在海上捞到一些木牌牌，牌子上左一道、右一道，有的道道中间还夹杂着中国字，可大部分都不认识。

走访调查后，新中国打捞史上的传奇专家张智魁忙碌了起来。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26岁的张智魁就担任了中国人民打捞公司第一任经理，成为中国人民潜水打捞事业的奠基人和专家。1959年，他亲自率队打捞过海军“4·18”潜艇；1963年，他在现场指挥找到了沉没在济州岛海域的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跃进”号，确认“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1977年春天，张智魁以交通部打捞顾问、“77·13工程”指挥部成员和临时党委委员兼海上作业指挥的身份，加入了打捞“阿波丸”的大军。

在他的主导下，交通部和海军的调查船舶又请当地渔民做向导，采用渔网拖扫和仪器扫测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勘测。所谓“渔网拖扫”，就是将渔民们的渔网连接在一起，形成长达十几公里的大网，两艘船拉着大网的两端在海里拖行。果然，渔网很快扫到了两个疑似目标，对这两个疑似目标反复扫测，张智魁从水深、长度、位置等判断，发现其中一个更像“阿波丸”，这个目标就在距离牛山岛10.08海里，方位99度的位置。

这个位置真的沉睡着巨轮“阿波丸”吗？只有潜水员亲自下到海底实地探摸，才能确定答案。

目标沉船所在的海域是有名的风浪区，每年9月到第二年3月受东北季风影响，风力多在7级以上，4月至8月则经常受台风影响，因此，潜水作业只能抓紧4月到9月的时间，根据天气时干时停。除了浪大风急，潜水作业更大的威胁是氮气麻醉。郭挺杉解释：“当时条件有限，潜水员使用的都是空气潜水装备，也就是说呼吸的气体跟普通空气成分差不多，主要包含氧气和氮气。国际上空气潜水的标准是50米，超过50米，随着水下压强增大，人体吸入的空气增多，溶解在血液和身体组织中的氮气也增多，这可能引起潜水员四肢麻木甚至神智昏迷。”

冒着氮气麻醉的危险，1977年5月1日，沪救捞3号打捞船的潜水队长马玉林第一个下了水。40米，50米，58米……马玉林潜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清除缠绕的渔网，他摸到了一根桅杆，桅杆很粗，应该属于一艘万吨巨轮。

不过，这只是一个推断，还缺乏有力的物证。幸好，潜水员很快有了新的发现。两块锡锭被捞了上来，上面铸有“大日本—东洋”和“BANKA—PP”字样，这与资料记载的“阿波丸”装载物资相符。两块小木牌被发现了，上面用毛笔写着“杉浦隆吉”“横尾八郎”姓氏，这两人都在“阿波丸”的乘客名单之内。至此，基本可以证实，已经找到的这艘船就是1945年被击沉的“阿波丸”。

而“阿波丸”的最后认定，是在打捞即将结束的1980年7月9日。当时，沪救捞3号捞出了一只沾满淤泥的船钟，冲洗后发现，上面清晰的刻着“阿波丸”三个字，还有建造年代“昭和十七年”和所属公司“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船钟是船的身份标志，这个物证可谓是最确凿的证据。

这是后话，且说1977年5月4日，随着“阿波丸”位置的确定，以清除渔场障碍的名义，“77·13工程”正式进入了清理障碍物、打捞货品阶段。

沉没海底32年的“阿波丸”断成了两截，前后两段相距35米，海军负责打捞前段船首，交通部所属打捞局负责沉船后段，分别开始清障除泥。为什么要从清理障碍物开始？因为船体上缠绕着数不清的渔网，覆盖着厚厚的淤泥，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海底生物，用汤东征的话说：“开始根本看不出那是个船！”

潜水员们必须穿着近200斤的笨重潜水服，绕过密密麻麻的障碍物，穿行在如同迷宫般的船舱中，清淤泥、割渔网、搬锡锭、捞橡胶……汤东征说，每次下水，潜水服里的4层衣服全都被汗水湿透，说汗如雨下一点都不夸张。下水作业过于辛苦，潜水员因此得以享受洗澡的“特权”——因为船上设备简陋，淡水有限，除了下水作业后的潜水员，其他人都不允许使用淡水洗澡。

潜水员下水还要拖着200米左右的供气软管和潜水信号绳，这两条管线一头在船上，一头在潜水员身上，可以说是潜水员的生命绳，他们最怕的就是长长的管线在水中发生缠绕。有一次，为了炸掉一根经常引起潜水管线缠绕的桅杆，打捞指挥部决定，由潜水员把40多斤重的炸药送到60米深的水底。此前，我国潜水史上从未有人进行过60米深水爆破，在5个大气压下，雷管万一受压引爆，后果不堪设想。

汤东征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把炸药紧紧绑在身上，慢慢下沉，感到了氮气麻醉带来的眩晕，但他仍坚持着接近桅杆，把炸药捆绑在最佳位置，然后上浮，撤离……爆破最终成功。聊起这次任务，汤东征轻描淡写地说，爆破前是经过试验的，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实际上，不要说背着炸药潜水，就连普通的潜水作业，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郭挺杉的战友李凤喜就在打捞“阿波丸”的工程中牺牲了。那是1978年7月16日，21岁的李凤喜下水后，控制室里的询问声迟迟没有得到回答。按照规定，潜水员下潜后，电话员每隔5分钟要询问一次是否安全。这一次，潜水电话中只传出了没有规律的排气声。突然，供气分压表针从9.5个压力突然下降到2.5个压力，这意味着潜水员遭遇了最危险的“放漂”。

放漂，是指由于潜水员短时间内骤然上升，外界压力骤降，体内溶解的大量氮气形成气泡，气泡在人体压强下发生爆裂，造成潜水员血管和身体的骤然膨胀，可能会发生出血，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

船上人员迅速组织营救，大约半个小时，找到了漂在船头附近海面上的李凤喜。郭挺杉和战友一起将李凤喜架到了小艇上，割开潜水衣，然后把他转移到大船甲板上，送进高压舱紧急抢救。23时21分，李凤喜醒来讲述了水下的经过，原来，在完成切割、清理供气软管和信号绳时，他突然因氮气麻醉失去了知觉，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不断进入潜水服的压缩空气导致他快速上浮，上浮到水深30米左右处，又因供气软管和信号绳固定在沉船上，他被动停止上浮，直到船上开始营救将供气软管和信号绳放完，他才浮出水面。醒过来的李凤喜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第二天，抢救还是没有成功，他永远离开了他的战友。

打捞条件艰苦，危险重重，但潜水员们自始至终激情高涨，还展开了打捞竞赛。在捞锡锭的竞赛中，汤东征以104块锡锭的成绩取得了海军参战部队的第一名，他告诉记者，每块锡锭是37公斤，最多的时候他一次可以从海底搬3块。

汤东征只是当年打捞人员的一个缩影。在3年多的打捞作业中，600多名潜水员共潜水3604次，捞出锡锭、橡胶、水银、云母等沉船物资5000多吨。此外，还有370具落难者遗骨及私人遗物1683件。本着中日友好和人道主义精神，中国政府先后于1979年7月、1980年1月和1981年4月，分三批向日本方面移交了捞起的死难者遗骨和遗物。

1979年，打捞出来的锡锭、橡胶等物资拍卖了5000万美元，这笔钱用来购置了新的打捞设备——海上万吨浮吊“大力”号。直到今天，“大力”号浮吊船还在国内外很多打捞工程中大显身手。当年，“大力”号的加入也使得“阿波丸”的打捞进程大大加速。

1980年7月6日，“大力”号将“阿波丸”的驾驶舱局部缓缓起吊出水，沉没海底35年的“阿波丸”船首重见天日。

与此同时，负责沉船后段的潜水员们继续打捞余货，寻找可能存在的贵重物品。然而，潜水员们在几个货舱内反复寻找，连沉船前段和后段之间的海底也没有放过，由“大力”号用抓斗挖地三尺进行寻找，都没有发现传说中的保险柜以及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有一次，打捞人员在桅杆底部发现了一个图纸上没有的秘密舱室，许多人猜测这就是金库。结果潜水员在水下切割打开舱室后，发现里面装的只是钳子、铁环、大螺钉等。

不久，随着最后一批船队的撤离，中国宣布正式结束对“阿波丸”的打捞工作，船体的后段由于体积太大，内部物资也基本捞出，就留在了海底。

“77·13工程”结束了，除了死难者遗物中的一枚金戒指，打捞人员没有找到一两黄金。那么，黄金等贵重物品去哪里了呢？

叶飞在回忆录中分析了这样几种可能：一是该船装载有贵重物品的传说虽多，但说法不一，并无确凿证据，可能是以讹传讹，并非事实；二是当时日本运送掠夺物资的船舶很多，有可能采取声东击西的手法，已由别的船将掠夺到的贵重物品运走，这一点可以从日本官方的态度中看出，比如“阿波丸”沉没后，日本向美国提出的索赔清单中并未提出任何贵重物品，再如，几十年来日本官方对该船装载有贵重物品的传说一直没有表态等；三是从美国潜艇击沉“阿波丸”，到我方实际控制台湾海峡，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间隔，美国如事先获得“阿波丸”装载有贵重物品的情报，在该船沉没后即设法捞取，这一点按照当时美国的设备和能力，并非不可能。

不管哪种可能，都只是猜测和估计，究竟真相如何，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而另一个关于北京人头盖骨藏在“阿波丸”上的传说，更是谜上加谜。

1941年，北京人头盖骨在准备转移往美国的途中，因战乱离奇失踪。自从它神秘丢失的那一刻起，有关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线索就层出不穷。有人说，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有人说，北京人头盖骨曾被存放在天津的美军陆战队军营地下室；还有人说北京人头盖骨被带到了美国。然而，经过查证，每一条线索带来的希望最终都落空了。

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在“阿波丸”沉船里的说法却无法彻底印证。“77·13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原海军防险救生部部长程文举在为郭挺杉著作写的序言中，言之凿凿地表示：“北京人头盖骨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捞到。”一些考古界人士也认为，“阿波丸”当时是从新加坡驶向日本，如果北京人头盖骨真的落在侵华日军手里，他们没有理由将其放到东南亚，也不可能直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

但是，研究“阿波丸”历史的学者李树喜强调指出，北京人头盖骨在阿波丸上很可能不是猜测，而是源于1970年代注有“秘密”等级的内部情报资料——这份名为“美国共和党资料译文”的文件上记载：“译文第6页推测阿波丸装的40箱物件中可能包括古代‘北京人’化石……”

李树喜认为，后来在“阿波丸”打捞中发现的一些线索,也表明此事并非子虚乌有。因为沉船上打捞出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以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砚上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字样。而历史记载显示,“阿波丸”乘员全部是日本人，郑氏的家藏小官印和圆砚，如何随日本人登上了“阿波丸”？驻东南亚的日本人中不少都有过侵华经历，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将侵华时通过种种手段得到的中国北方文物宝器带到了东南亚？当他们随“阿波丸”撤回日本时，又将宝物带上了船？1941年，北京人头盖骨以美国军医威廉·弗利私人行李的名义，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抵达了秦皇岛，随后离奇失踪。因为日军突袭珍珠港，美日成交战国，刚刚抵达秦皇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列车和军事人员都成了日军的俘虏。那么，几乎与此同时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有没有可能被日军缴获，继而随着驻军转移被带到东南亚，登上“阿波丸”？

以上种种，使得人们对“阿波丸”的兴趣愈加浓厚。1987年3月，美国财团铭申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海上救助打捞公司签订合同，经国务院批准，于同年6月利用最先进的探测、潜水技术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打捞，结果仍一无所获。

今天，距离“77·13工程”结束已经40年整，“阿波丸”的宝藏之谜依然没能完全解开。不过，“77·13工程”虽然没有发现宝藏，没能解开谜团，但这次打捞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世界上都非常罕见的打捞锻炼了年轻的中国深水打捞队伍，为中国打捞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或许，被“77·13工程”锻炼过的中国打捞队伍，有一天终将彻底破解“阿波丸”留下的谜团。

图片由郭挺杉、李树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