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就曾经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对中华民族而言，诗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诗歌不仅是诗人文才的表现，更是一个时代的忠实纪录。说到写诗，有唐一代可谓是诗歌的时代，只要是中国人，就不会不怀念长安城中的纸飞墨香、不会不惊异北地边塞的风沙苦寒、不会不留恋那蜀地剑阁的重岩叠嶂，唐诗中有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杜甫诗全集校注。 杨道 摄

河南开封古吹台，李白与杜甫、高适曾在此携手同游。

孟启《本事诗》。

唐人写诗浩如烟海，即使是千年过去后，仍然时时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就数不胜数。但是，正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一提起唐诗，每个人脑海里最先出现的却总是“李白”和“杜甫”这两个名字，李杜二人，一谓“诗仙”、一谓“诗圣”，其二人所代表的是唐诗的最高境界。

号为“诗史”

与“诗仙”李白相比，杜甫这位“诗圣”似乎显得有些暗淡，“仙”总是飘逸的，诗仙李白可以以风为马，千里江陵一日还；但是杜甫不同，这位诗圣只是默默地行走于人间，用一支笔书写着人间的百态。但这也正是杜甫能够“封圣”的原因：天上的神仙毕竟虚无缥缈，只有阅尽人间百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圣贤。

杜甫在活着的时候并不是那种名满天下的诗人。有唐一代，诗人们大多洒脱，诗仙太白更是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风流轶事，相比之下，杜甫的生活显然太“正常”了，正常到在许多有关当时诗人活动的记载中，他的名字也仅仅会出现在不太为人所重视的角落里。甚至，就连李白也曾经写诗戏弄杜甫，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形容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世人皆喜欢天才，像杜甫这样凭着吃苦而造就的诗人，是很难成为大众偶像的。

但是，沉默的杜甫却忠实地记录着时代里的一切。杜甫生逢安史之乱，大唐正由盛转衰，前半世的豪华和后半世的寥落，杜甫历历在目，从“忆昔开元全盛日”到“洛阳宫殿烧焚尽”，连年的兵隳将一个强盛的王朝折腾得百孔千疮，而诗坛也随着国势的衰微而渐渐失去了它的轻盈。在杜甫去世百余年之后，诗人孟启在一片风雨飘摇中重新发现了杜甫的意义，在孟启所著的《本事诗》中，对杜甫有这样的评价：“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是有关杜甫“诗史”最早的记载。

不朽的“三吏”“三别”

杜甫出身门户不低，其先祖是晋代名将杜预，祖父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作为京兆杜氏家族成员，杜甫虽没有赶上家族鼎盛之时，在生活上却也要比一般文士要好上不少。虽然出身名门，杜甫的目光却始终是向下的，他执意在尘世间打捞着诗意，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写进诗里。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也随之流落四方，颠沛流离，在这一过程中，杜甫写下了《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六篇歌行体诗作，后世称之为“三吏”“三别”。这六首诗可以说是杜甫不朽的名作，假如杜甫的其他作品全部轶失，仅凭着这六首诗，就足以成就“诗史”的美名。“三吏”“三别”勾勒出了乱世景象，以小人物的活动和心理来呈现出战争对人的伤害，不仅如此，在诗句中，杜甫还毫不回避自己内心的矛盾和复杂，战争虽然残酷，但是想要终止战争，恐怕还需要借助于战争的手段才行。这种个人、民众、时代的情绪在杜甫的诗中常常呈现出一种纠缠的状态，这也正是“诗史”的精神，历史是客观的，杜甫并不想给时代下一个确定的结论，而是真实地呈现出时代的每一个侧面，将是非功过留给后世评说。

恐怕不会再有哪部史著能够将安史之乱的情景描写得比“三吏”“三别”更触目惊心了，仅仅两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杜甫就将世道浇漓写得如在眼前。而面对天地不仁，万物刍狗的乱世，杜甫在为生民担忧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不屈的斗争精神，在诗中，杜甫劝告世人“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世道如此，仅凭长哭当歌又有何用？所以，杜甫虽然一面讥讽着官吏征兵的残暴，但是对于抗击安史乱军，他却是鼎力支持的，在“三吏”“三别”中，无论是“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还是“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都是寄托着人们对战事胜利的希望和信心，即使是那《新婚别》中的新妇，也叮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民气如此，战争的胜利还会远吗？这也正是杜甫“诗史”的意义——历史，写的是过去，而面对的却是未来。

因“史”而“圣”

春秋代序、王朝更迭，与大唐的飘逸、抒情不同，宋代文坛更注意的是抒情和说理。既然是说理，前朝掌故自然备受人们推崇，所以，杜甫一时名声大噪，“诗史”大名也为人所熟知，在宋人所撰《新唐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称‘诗史’。”

有意思的是，在孟启等人眼中，为杜甫带来“诗史”之名的大作，却正是写给嘲笑过他的李白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中写尽李白一生：从“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到“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李白的辛苦，杜甫历历在目，想必李白在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也会唏嘘不已吧。

这世上能把诗写飘逸的人多，而能把诗写沉重的人少，能在沉重中又给人以希望的则更是少之又少。而杜甫正是这样一位诗人，他用生命记录着历史，历史也不会把他忘记，人们称杜甫为“诗圣”也正是因为如此。

其实，杜甫又怎么可能不会写飘逸洒脱的诗呢，从少年时的“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到暮年时的“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杜甫的飘逸是五陵年少的底子，是大唐盛世的余波，但是，现实的动荡却使杜甫不能只流连于艺术和美的王国，那残酷与温暖并存的人世间才是其心之所系。故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又能何妨？“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又能怎样？杜甫心中，只有那足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万间广厦，他把对于这广厦的期盼写进了诗中，于是，他的“诗”也变成了“史”，这“史”中，是杜甫的一片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