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开心的一件事

从十几岁起，父亲那副单薄瘦弱的肩上，就挑起挣钱养家的生活重担，并艰难地挑了整整一辈子。我的婶奶奶中年守寡无依无靠，父亲把她接到我家赡养了几十年，直到故去。我大哥马敬伯，是我大伯的儿子，他从小失去父母，是我父母抚养他长大成人，念书参加工作，直到娶妻生子。父亲是极负盛名的演员，工资比较高，但在我们这样老少三辈十几个人的大家庭里，挣多少钱也能吃光用光从来显不出富裕。父亲自己的衣食住行，简朴随意得让人难以置信。那时我们家住在南市华安街兴隆里的一个独院三间小平房。家里从来没有属于父亲的一个房间，几十年属于他的只有一张普通书桌，他一回到家里，就坐在桌前读读写写，那些给亿万观众听众带来无数笑声的上百段相声，就是在那张桌子上写成的。父亲在吃的方面更简单了，母亲看父亲身体单簿，工作又特别劳累，每顿饭便给父亲加一个鸡蛋，但自从父亲被打成右派，这惟一的“特殊化”，就永远地取消了。

即便生活这么拮据，父亲也总惦念着他的同行挚友。他的师傅周蛤蟆，没有子女，妻子去世后只身住在南市一家公寓的阁楼上，靠同行、徒弟们周济度日。父亲看不过去，午饭和晚餐就把他接来我们家。人上了岁数爱吃荤腥，我家是回民，老人嘴馋时常买段火腿肠或者猪蹄带上，却不好意思拿到屋里，就放在外面窗台上，出来时发现不翼而飞，原来被馋猫叼走了。后来，父亲发现他在吃饭时，常侧过身去用嘴往袖口里拱，然后转过脸便闭着嘴咀嚼。父亲和母亲纳闷起来，便留意观察，终于看清周师傅肥大袖口里藏着一只猪肘。父亲嘿嘿地笑了，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也笑得前仰后台。从此，饭桌上多摆了一只空碗，专供周师傅放“违例”食物。

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前，家里的灯光特别明亮，经常高朋满座：侯宝林、赵燕霞、侯喜瑞、马连良等人都经常来我家串门，和父亲一起切磋艺术，那些年，是父亲艺术生命最辉煌的时期。他创作表演的相声《买猴》，使他同段子里的“马大哈”形象一道在全国亿万人中间名声大震。父亲自此确立了具有全国影响的名演员地位。1956年，周总理在北京政协礼堂的国庆招待会上，看了父亲与张庆森合说的《买猴》，很高兴，称这段相声很有意义。

紧接着，父亲又推出了新作《今晚十点开始》和《开会迷》。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把《开会迷》拍成了电影，那是父亲的第一次“触电”。我和弟弟妹妹们都跑到电影院，看到银幕上的父亲一身黑色笔挺的制服，谈笑风生，感到既神秘又有趣。

生活中的父亲显得呆板，但也有快活的时候。记得那是1956年1月12日，父亲回家已经挺晚了，我们都睡下了。父亲没换衣服就迫不及待地将我们唤醒：“起来呀，都来和我握手，握吧，我这只手——”他把右手高扬着喊道，欲言又止。我们兄弟姐妹被他吵醒了，惊奇地望着擎在空中的手掌。父亲像个高级首长一样宽容地点头、微笑，显然由于过度兴奋和忘情笑得少了往日的持重。“你们猜，我今儿见到谁了?”“我见到毛主席了!”说罢，他给我们讲了那天的经历：上午，毛主席到天津视察工作，天津干部俱乐部南楼舞厅里，聚集着50多名市代表。毛泽东走到父亲身边时，父亲挺直身子自报家门：“我是相声演员马三立！”毛泽东本来是边握手边走的，这时却立住脚步，脸上现出了微笑，拿腔拿调学起了父亲说的相声段子：“买猴子，买猴子……”虽然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听上去却很亲切。他含笑打量父亲，说：“古书上说，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你的名字取得很有寓意。”然后主席又摇摇头：“你太瘦了，把身体搞好一点好吗?人民缺少不了你说的相声。”

父亲提前给自己立了墓碑

1984年，母亲的病故给父亲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他那本来瘦削的身子显得更加精瘦，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

我的母亲叫甄惠敏，是山东滕县人，从小随父母和姐姐逃荒来到天津。母亲嫁给父亲时17岁，去世时68岁。母亲勤劳、善良、朴实，是典型的劳动妇女，跟着当相声演员的父亲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担惊受怕，辛苦操劳，从来不抱怨不叫苦。父母婚后养育了八个孩子，都是母亲一个个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她还替父亲赡养老人，照顾体恤和父亲—起说相声的师兄弟及他们的家属。当苦尽甘来富裕安定的好日子刚刚开始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却垮了下来，严重的心脏病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她的生命。母亲知道自己的病情很危险，却不忍心让父亲放弃繁忙的演出，请假陪她去医院，以至于几次在扫地、做饭时昏倒，撞青了脸，摔破了头。

母亲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父亲也没有能够一直守候在身旁。记得那是3月9日的晚上，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官正在举行为青少年活动中心募集资金的义演。观众兴致勃勃地观看曲艺团老演员们的精彩节目，当压场的父亲和他的搭档王凤山登台说传统相声《夸住宅》的时候，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然后是时起时伏，一浪高过一浪的愉快笑声。此刻，我坐在舞台侧幕，紧张地注视着舞台上谈笑风生的父亲。全场几千人中只有我知道在父亲滔滔不绝地夸耀“住宅”的时候，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一辈子的老伴正处于弥留之际。我不放心病危的母亲，也不放心强忍悲痛坚持演出的父亲，才赶到剧场来接父亲回家的。

两天以前，母亲就开始输氧，接着病情迅速恶化，父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们日夜守候，并且已经商议了后事。这天上午，王凤山来找父亲排练，父亲没有和王凤山细讲母亲的病情，在午饭前后把段子排了两遍。下午，母亲双目紧闭，呼吸越来越困难。父亲知道母亲在世的时刻不多了，但他不能不再一次离开，晚上是义演，不去不仅对不起两千多名观众，也对不起全市成千上万的孩子们。

“住宅”终于“夸”完了，又说了小段，观众的掌声仍然经久不息。父亲只得再加—段。我焦急地看手表，发现心力交瘁的父亲已经为观众说了40分钟了。我焦急，也被父亲在危急时到表现出的惊人毅力所震惊!

深夜11点多，我们才回到家。父亲第一句话就是：“病怎么样了?”救护车在沉睡的街道上疾驶，父亲握着母亲的一只手，默默地念叨：“快点儿，再快点儿！”

值班医生检查病情后，愤怒地质问父亲：“怎么到现在才送来?”父亲无言以对．两行热泪扑簌簌淌落下来。

次日凌晨两点，母亲去世了，她把难以平复的悲痛和难以填补的损失留给了亲人。我们是回民，父亲按照伊斯兰风俗，率领我们为母亲隆重地办了丧事。把母亲的遗像高高挂在卧室的床头，那是用旧黑白照片放大了的，母亲还是中年的模样、短发，圆润脸庞，笑容和善又憨厚。出殡的那一天，家里来给母亲送行的亲朋好友及曲艺界的人士特别多，母亲生前出了名的人缘好，大家都亲热地称呼她“三奶奶”。

母亲的遗体出家门的那一刻，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投向父亲。按照我们当地风俗习惯，配偶如果将去世的丈夫或妻子亲自送到墓地，就意味着自己将不再婚娶。父亲虽然年届七十，但在很多人眼里，他不是一般意义的老人，他是才华横溢的幽默大师啊！在艺术圈里，老艺术家再婚非常普遍。比父亲年龄还大的，离婚或丧偶后娶比自己小得多的妻子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父亲在大家的目光中，毫不犹豫地从椅子上站定身，神情肃穆、悲戚，一直把母亲的灵柩护送到了墓地。同时，父亲还给自己买了一块墓地，就在母亲的墓碑旁，给自己立了一块墓碑。母亲去世五周年时，父亲亲自去给母亲扫墓，还在墓前拍了一幅彩色照片。中间并排竖立着两块墓碑，造型、大小完全相同，高度约有两米以上。父亲坐在两块墓碑前面，穿深色大衣，面容清癯，目光苍凉、沉郁，细看却依稀带着一丝恬然的微笑。他身后的墓碑刻着遒幼粗放的隶书字体，墨绿底色，白字，十分配目，左边是“甄惠敏之墓”，右边是“马三立之墓”。

照片后面有父亲亲笔题辞：“老伴五周年忌日，我在坟前怀念……”他头上戴的圆顶黑帽叫“拜帽”，是回民在礼拜等虔诚庄重的场合戴的。

父亲提前给自己树墓碑的消息不胫而走，一度成为社会上广为议论的奇闻。有人说这寄托着父亲对母亲的生死相依之情，有人说这是幽默大师参破人生悟透红尘而超越生死之外的洒脱、豁达，也有的认为事情没有那么高深玄妙，人终有一死不如两碑—次制好省得以后再立……到底出于哪种原因？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明说，他一直保持神秘的沉默，尽管带着平易可亲的微笑。

“我在给马三立开追悼会”

逗人笑是父亲的职业，可是在家里，父亲非常内向，沉默寡言。进入晚年，他性情越来越古怪。他经常独自躲在小屋看书、看报或写写画画，有时还枯坐沉思。—天黄昏，住在楼下的老话剧导演上来看望他。老导演轻唤一声，无人应答，只好摸索着走进屋里，影影绰绰看见一人面朝里打坐，瘦长的背影像雕像一动不动。

“老马，你这是干什么？”老导演诧异地问。

“我是在开追悼会呀！”

“给谁开追悼会？”

“马三立呀……”

老导演顿时目瞪口呆，探身仔细审视父亲脸上的表情，却是一本正经，再朝茶几上一望，果然有一个做工极精细的小花圈，上面情楚地写着马三立的大名。老导演大惑不解，父亲也不解释。于是两位老人便久久沉浸在越来越浓重的暮色之中。

这段小插曲，使我常想起父亲那早立的墓碑，觉出有几许烈士暮年的苍凉。我知道，父亲是在用这种古怪而奇特的方式追念我母亲。然而他并没有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就在当天夜里，父亲佩带标有“值勤”二字的红袖章，按时参加了对宿舍周围的治安巡逻。他是居委会的治保委员，每月两次值勤。他—向严肃，尽职尽责，只表示有—点遗憾：“我还没有逮着小偷。准是他们看见我，就吓跑了——人这么瘦，家里会肥吗?”

1987年，父亲脱离了曲艺团，不仅各类演出任务未减，社会活动倒更多了。他是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国曲协顾问、市文联委员。一年到头各种名目的会议开不完。有时是作为著名艺术家为会议助兴，有时是不同内容的讲座。他几乎成了不挂名的教授，应邀到全国各地讲相声艺术，为大学师生讲相声语言，给漫画学会讲幽默，给曲艺学校学生讲表演……还多次被劳改局请去给触犯国家刑律的年轻人讲课，让那些失足的孩子们动情落泪。父亲在那里留下一句名言：“这个地方，你们不可不来，不可再来!”鞭策他们悔过自新。

几十年的相声艺术生涯，使父亲在人们心目中与笑融为了—体。有一次，父亲去养老院现身说法谈老年保健，竟把鳏寡孤独的老人逗得孩子般朗声欢笑。老人们舍不得放父亲走，一位矮个子老大爷悄悄凑近父亲耳边私语：“别走了，这儿有许多老太大，找个老伴很容易——”父亲听了，用眼角往四周一扫，正色问道：“原来你们是在对我施美人计呀！”引得在场所有老态龙钟的阿婆们羞笑不已。

我的二弟马甄，当年去河北省邢台地区插队务农一去就是十几年，选调时也没有回天津，就在邢台工作结婚落户了。1990年，二弟的妻子因病去世了，他一个人带着刚念小学的孩子，日子过的实在艰难。按照当时的政策，二弟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调回天津的。

二弟回到家，和父亲说了自己的难处，请求父亲找找文化局的领导，帮助把他调回天津。父亲一听就沉下脸道：“哪儿不养人”你回天津，人家邢台的人就不活了?!

见父亲这么不通情达理，二弟又气又伤心：“爸，我还不如不是您亲生儿子，老百姓哪个不知道马三立的人名，都以为我们当儿女的会沾您多大的光呢……”

二弟无可奈何，只好自己费尽周折跑调动，文化局同意接收了，没有房子户口地址落实不了，二弟情急之下，就写了文化局的地址。趁星期天，二弟把简单的家什搬进了地下室，做饭时烟筒一冒烟直冲办公室。领导实在看不过去，才给二弟解决了住房问题。

我的妻子叫张秀琴，是一家食品门市部的售货员。1979年我们认识，结婚后好长时间，岳父才知道我是马三立的儿子，因为父亲和蹬三轮的亲家没见过面。我们婚后先是和父母一起住，住在仅九平方米的小屋，后来弟弟结婚，我们就搬进院子里的小厨房，用凳子搭铺板，妻子怀孕生孩子就在那间厨房里。后来，文化局的领导得知父亲的住房紧张，很快给我们解决了一处单元房，我和妻子孩子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父亲经常被请到外地演出，可给的酬金比刚出道的二三流演员还少很多，这是给昧着良心的中间联络人吞进自己的腰包了。我气愤地要替父亲讨回公道，父亲却跟我发脾气：“碍着你的事吗？艺术永远比钱重要，你也是个演员，怎么不懂这个道理?”

父亲这句话一直成为我从艺的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