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主要着力于宋明哲学、魏晋哲学的研究。出版专著《中国哲学十五讲》《宋明理学十五讲》等，译著有《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宋代思想史论》《帝国的话语政治》等。

人生如同在茫茫的大海，有时遭遇惊涛骇浪，有时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即便在风平浪静之中，也蕴含着各种各样的不测。在充满偶然和不测的人生路途中，经典的阅读、经典的力量就好像锚，可以锚定我们人生的力量。

多年来，我一直强调通过经典阅读来获得某种经典性的人生，把自己的人生经典化。它不是意味着我们自己成了经典，而是强调把经典的力量注入我们的心灵当中，然后来面对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局面和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听讲，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都代替不了自己的阅读。通过对经典的深入阅读，我们能够接续上往圣先贤的思考，获得生命的沉淀。

庄子，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庄子的著述和思想，对于我的学术成长来说非常重要。我走进哲学之门，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最初引路的书就是《庄子》。记得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偶然一个机会读到了《庄子》，从此欲罢不能。考上北大哲学系研究生之后，就开始跟随老师们进一步学习《庄子》。多年来，我的研究脉络也一直没有离开过庄子，近来也一直围绕庄子在进行研究和写作。

《庄子》一书，将哲人的思考和评判融入寓言之中，通过人物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传递哲学奥义。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没有思想家能够摆脱《庄子》的影响。那么，普通的哲学爱好者应该如何进入庄子的思想王国？如何理解庄子的文章之美？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阅读体会和思考心得。

想了解古代哲学家的思考，除了研读他们留下的文本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更好的东西。尤其像庄子这样的人，关于他的历史记载非常少，我们能够做的不过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而已

《庄子》这本书的研读重点，我个人认为是“内七篇”，但这并不是说“外篇”“杂篇”就不需要去读。“外篇”“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为之，其中透露出的很多信息对我们理解庄子很重要

古时“解庄”非常难，难就难在文本很庞杂、注释比较多

历来对《庄子》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有的是学院派研究，有的是偏向于领会人生实践智慧的写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研究脉络，那就是注疏的脉络，即详细注解、解释，逐字逐句逐章地解读《庄子》全书。

应当承认，要想了解古代哲学家的思考，除了研读他们留下的文本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更好的方式。尤其像庄子这样的人，关于他的历史记载非常少，我们能够做的不过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而已。

注释《庄子》的作品非常多。在我刚刚着手研读《庄子》的时候，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对我影响很大。此外，还有一些注疏类的作品绕不过去。例如，钟泰的《庄子发微》对《庄子》的文本解读就非常细致深入。

我个人认为，儒家和墨家是可以称作学派的。因为它们既有思想传承，又有明确的传承属性。但道家有所不同，它没有明确的传承谱系，跟儒家、墨家相比更是明显。所以，“以老解庄”是我不能赞同的。老子与庄子的哲学主题、思想宗旨和哲学关切点是有根本区别的。

“解庄”非常难，难就难在《庄子》的文本。《庄子》没有一个明确的口传传统。举个例子，读《论语》或者《孟子》，特别是《论语》，和它相关的解释传承几乎一直都没断过。因为有口传的传统，所以《论语》不管有多少种解释，都有一定的统一性，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是大家不会去质疑的。

但《庄子》不一样，《庄子》文本本身就很庞杂，到魏晋时期才受到普遍重视，才开始有较多的注释。直到郭象把《庄子》的文本进行重新整理并加以注释，我们现在流传下来的《庄子》文本才确定下来。这就导致庄子的哲学有一个非常长的历史隔断。结果是，不管哪一代研读《庄子》的人，大体只能面对手里的文本去跟庄子对话。

由此，非大哲学家是不能“解庄”的。你没有那种思考能力，无论有多深的训诂功夫都没有太大的用处，而必须要有根本的、足够深的哲学思考。换句话说，对《庄子》这种没有口传传统、有历史隔断的经典文本，需要有哲学心灵的人才能解读好。

在《庄子》的注疏脉络之中，有一本书非常了不起，那就是王夫之的《庄子解》。王夫之本人就是一个大哲学家，可以在很高的哲学高度上“碰见”庄子，可以经由对话不时透射出庄子的哲学高度。

朱子注《四书章句集注》时，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理念：注的内容不要太多，不要用自己的注湮没了经典本文，经典本文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朱子作为一个大哲学家、文学家的清晰认识。不管我们的文字多重要，不管我们的解释多细致，都不能遮盖经典本文。钱穆在《庄子纂笺》中，也贯彻了这一理念。他广泛搜集资料，把重要的内容汇集在一块，既不失简明，又显得广博丰赡。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庄子哲学思想，严格意义上讲是经过郭象整理之后的版本。尽管郭象注可能在很多地方明显曲解了《庄子》原文的意思，但真正读进去，会发现郭象的注释在很多地方确实有深契于《庄子》哲学的地方。深契《庄子》哲学的地方，就是哲学的对话，是一个哲学家向另一个哲学家的致敬与质疑。

“或类《山海经》，或类《占梦书》”，52篇删削整理为33篇

《汉书·艺文志》里面著录的《庄子》是52篇，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庄子》为33篇。33篇文本的《庄子》，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这是郭象删削整理的结果。

郭象发现，他原本看到的《庄子》“外篇”“杂篇”里，庞杂的东西太多，“或类《山海经》，或类《占梦书》”。这样的东西不可能是庄子作为一个哲学家所留下的正式文本，所以郭象就把相关部分删掉了，并且对剩下的篇章进行整理归类。

那么，“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全都是庄子本人写的吗？苏东坡进一步提出，至少有4篇非庄子本人所著，即《说剑》《让王》《盗跖》《渔父》。

王夫之在《庄子解》里更是讲，“外篇”15篇全都不是庄子所作，而系“后世学庄者为之”。这是了不起的见识。他为什么这样断言？因为王夫之本人就是文体家，他看得出庄子的行文风格。例如，王夫之评价其中一篇说文字“软美肤俗”，这怎么可能是庄子写的呢？

大部分学者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而“外篇”“杂篇”不是。但即使持这样观点的人，也没有特别充分的根据，拿不出充分的理由。王夫之对文章的感觉是非常个体化的，这种感觉又难以传达给大家，没有办法作为有效证据来说。

但也有一些大学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任继愈。任公一直都在讲“外篇”“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而“内篇”不是。他的根据是《史记》，司马迁为庄周作传并引用了《庄子》的话。任公注意到，司马迁引述的话和篇名，都在“外篇”“杂篇”中。

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我们是无法轻视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远太多，司马迁能看到的资料肯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

上世纪80年代初，刘笑敢在其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进行了详尽考证，试图把这个“疑案”予以解决。按照汉语的发展，单字词的出现是早于双字词的，一定先有单字，然后再有组合字。他注意到“精神”“道德”“性命”等几对概念——在“内篇”里，“精”“神”和“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外篇”“杂篇”里开始频繁出现这些字的连用。

有人反驳说连用也不是作为完整的一个词，而是在讲“精”和“神”、“道”和“德”。《天下》篇讲庄子“与天地精神独往来”，这里的“天地精神”显然是连在一块的，是一个完整的词。一旦明白这一点，就能够证明一件事：“内七篇”整体上早于“外篇”“杂篇”。

通过这个线索，还能够进一步确定年代关系。把《庄子》和其他经典加以比较会发现，跟《庄子》同一时代的，如《孟子》，还有早于《庄子》时代的，如《论语》，里面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经典，如《荀子》《韩非子》已经开始频繁出现这些词的连用。由此可以基本确定，“内七篇”整体上早于“外篇”“杂篇”。

基于统计还可以看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七篇”的整体性。《孟子》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庄子》的“内七篇”和《孟子》是同一时代的文本。根据历史记载，孟子和庄子恰恰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认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性，用虚拟对话讲述“至德所知”

《庄子》这本书的研读重点，我个人认为是“内七篇”，但这并不是说“外篇”“杂篇”就不需要去读。

“外篇”“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为之，某种意义上也是后世学庄者对“内七篇”的理解。其中汇集的文献、篇章离庄子活动的时代很近，透露出的很多信息对我们理解庄子很重要。而且由于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段有充分发挥与展现，所以有些篇章也很妙。

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于“庄周梦蝶”。其实，要真正去体会《庄子》文章之美，不要光看“庄周梦蝶”“庖丁解牛”。

《庄子》文章中，非大手笔不能为的是哪部？是《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之间的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的话，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符合他的个性，又能在孔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是非常难写的。

如果庄子今天还活着，绝对是一个伟大的编剧，什么细节都要注意到，基本不穿帮。当然，也有个别马脚被我们发现了。比如，庄子特别喜欢“十九”这个数字。庖丁那把刀用了十九年；《德充符》里“吾与夫子游十九年，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也是十九年。为什么都是十九年呢？因为说十一年太少，说二十年太整齐了，说十九年看着像真的，时间又足够久，接近二十年。

庄子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虚拟对话写作”方式呢？之前的作品中，即使有对话，也基本都是实际发生的。例如，《孟子》的对话可能有点润色，但孟子说服谁、跟谁辩论，实际过程中都是发生过的。《论语》也基本上是实录，直接讲孔子怎么说的，最多文字上有所润色。

但《庄子》可以是编的，这是为什么呢？庄子后学对此展开了探讨，其中最著名的是《寓言篇》。它在解释庄子为什么这样写的时候讲法比较肤浅，大致的意思是借着外人的口来说更有说服力。正如父亲不能为儿子做媒那样，父亲为儿子做媒就得夸自己儿子，别人怎么会信呢？因此，要借别人的口来说，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借用历史上、传说中那些伟大的圣贤来说话。

《寓言篇》用“寓言、重言、卮言”解庄子的讲法，其实是一个庸俗的想法。如果庄子是这样的话，那以他的才华为什么不游于稷下学宫，反而守在漆园呢？其实，他根本没把上面的那个担心当一回事。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也就知道以《寓言篇》理解之庸俗，断然不会是庄子所写的，他并不想取重于世。

庄子这样写的关键在于“说不可言说者”。在“内七篇”里，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都没有说话；反过来，只要说话的，都没有达到“至德者”的最高境界。

比如，《逍遥游》第三章中“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只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出场；再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既然“不可言说”，那只能在沉默当中体达，即通达事物之理而无壅塞。

所以说，庄子是一个诚实到了极致的人。他认识到哲学的语言困境、表达困境，认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性。达到这一认识高度的，不是只有庄子一人，但只有他停下来了——

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如果陈述的这个人没达到“至德”，那他所说的怎么可能是真知呢？于是，庄子尝试利用“闻道者”和“问道者”的对话，煞费苦心地将“至德者”的“不可言说”、将最根本的真知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