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

宋神宗皇帝因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据《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资于治道之意，特命名为《资治通鉴》。

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来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16个王朝共1362年的历史。

作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处处以“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为归依指向，就是鼓励好人好事，抨击恶言恶行，是要为后来者提供“资治”的，因而对后人参政为官甚至为人处世都极其重要。

01“资政第一书”的难读之处

被誉为资政第一书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着眼于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政治教科书。这部书的诞生本身就是为了回答北宋统治者政治变革究竟该向何处去的问题。

公元1069年，正是宋神宗熙宁二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开始的一年。在这一年，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正在进行。这场争论的主角是司马光和王安石。

司马光、王安石都主张治国的方法要变，实际上都是变法派，只不过王安石主张激进的改革，司马光主张渐进温和的改革。

然而急于求治的宋神宗最终选择了王安石的药方。由此，司马光得以退居当时的西京洛阳，完成了《资治通鉴》这部影响深远的巨著。

对于这部300多万字的巨著，历来是说好的人多，真读过的人少；读后有心得的人多，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的很少。《资治通鉴》这部书对一般读者来说，有两个“难读”。

第一，阅读困难。

为什么？由于编写体例的缘故。所谓编年体，顾名思义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也就是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

这种史书写作方式的优点为叙述史事发生的次序分明，从时间上给人以完整的历史概念，所以这种写作方式最能够给读史者呈现全方位的历史景象，对于汲取历史借鉴最为合适。

但是由于同时发生的史事不止一件，每一件事又分别随着时间的发展而纪录在不同的卷册中，割裂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于是产生了史事纪录支离破碎的缺点。

比如要了解两税法，需要把通鉴81卷《唐纪》中的42卷读完才行。所以尽管《资治通鉴》自问世以来，一直好评如潮，然而也一直“号为难读”。

有多难读？司马光自己说，在其问世的头17年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

第二，不容易读透彻。

如果把《资治通鉴》和《史记》相比，我们发现它们有三个“不同”，这三个“不同”，正是《资治通鉴》不容易读透彻的原因。

首先是语言风格不同。《史记》语言生动，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天然就有吸引力，让人容易阅读。

而《资治通鉴》的语言看似平实无奇，正如朱熹所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初读往往让人觉得过于平淡，只有细细品味，才能读出妙处。

其次是写作宗旨不同。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不同，司马光著史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资治通鉴》关注的兴奋点在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者”。司马光把史学资治、取鉴的功用提到了突出的位置，《资治通鉴》一书的内容，贯穿着司马光的这一思想。

再有就是关注对象不同。《史记》既写帝王将相，也写下里巴人，包括刺客、造反者、失败者等等。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自己起的书名就叫《历代君臣事迹》，很显然，从这个书名就能看出司马光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为政者。

02《资治通鉴》的三种读法

第一种读法，系统精读。

精读《资治通鉴》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注意七个方面的配套著作，即：续、改、注、补、评、研、译。

比如宋代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的袁枢将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改编为以纪事为中心，把书中记载的16个王朝1362年的历史归纳为239件大事66件小事。

再如，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与启发，南宋的儒家亚圣朱熹对《资治通鉴》等书进一步简化内容，编为纲目。

所谓“纲”就是记述一条史实，有如我们常说的提纲一样；所谓“目”，就是在每一条纲后，用非常简练概括的话阐述纲中的历史事件。

《通鉴纲目》既是初级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统社会的思想政治教科书。

就阅读《资治通鉴》而言，宋末元初王应麟撰《通鉴地理通释》和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是后世研读通鉴的必读书。

此外，明末人严衍和他的弟子谈允厚花30年写出的《资治通鉴补》，拾遗补缺，丰富了《资治通鉴》的可读性。《资治通鉴》博大精深，后世很多史家都有阅读评论，读来都有裨益。

第二种读法，比较阅读。

不同于一般史书，《资治通鉴》是一部专注于资治的政治教科书。就史料来源而言，现代学者考证其引用的书目有359种之多，但隋唐五代之前的史料大体以正史所载为主。

如果把《资治通鉴》与相对应的正史对照比较阅读，就会发现司马光更多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二十四史中公认的精品是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

如果把《资治通鉴》与这些史书对照阅读，不仅有趣，而且更能体悟《资治通鉴》的独特价值取向和资治鉴借。

就拿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来说，司马光引用了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中对刘邦的评价：“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

说刘邦“不修文学”，就是不喜欢文化学习，捎带着也不喜欢儒家的读书人。文化程度不高而悟性高有见识，这是刘邦最大的特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多次提到“高祖之明达”。

从看门的到一般士卒，见到他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说明刘邦对社会底层民众有亲和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刘邦善于走群众路线。

所以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人心甘情愿为他效命。

与刘邦相反，项羽唯一一次向社会底层的农夫问路还被对方诓骗了。农夫与项羽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骗项羽？一个善于走群众路线、群策群力，一个自矜功伐而不师古，这就是刘项二人成败的关键所在。

司马光一贯认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该具备“仁、明、武”三种德行，所谓“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人文情怀；所谓“明”，就是明辨是非曲直；所谓“武”，就是有决断力，遇事当机立断。

对照这个标准，汉高祖刘邦还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一句“病于不学而已”，道尽了司马光的遗憾和对后来者的期许。

第三种读法，以史论为中心跳读。

问题意识和目标指向是阅读的重要方式。《资治通鉴》全书有218篇史论，其中司马光不仅引用了前人的史论，而且自己亲自写了119篇，名之为“臣光曰”。

这些史论就是《资治通鉴》全书的关键点，是司马光历史观的直接表达。司马光为什么这么评价？为什么引用这些史论？如果带着这些问题再去上溯回看，读来自然能有所获。

以司马光对项羽的盖棺论定举例来说，《资治通鉴》的“臣光曰”，专门对特别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但对项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没有直接发表看法，反而引用了司马迁和扬雄对项羽的评价。

司马光真的对项羽的败亡没有自己明确的看法吗？确实有，只不过没有写在《资治通鉴》里。

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之前专门写过一本提纲式的著作，也可以说是通鉴的提纲，名为《历年图》，收在司马光的另一本史学名著《稽古录》中。

这部书中的“臣光曰”评价项羽的基本观点与司马迁差不多，但司马光特意用了“安行无礼，忍为不义”八个字来评价项羽。

司马迁认为项羽背关怀楚，放弃关中的天下形势胜境是其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司马光则格外强调项羽不施行礼义仁政，是其失败的更重要原因。

其次是用人问题，司马光说项羽“才高者见疑，功大者被绌”，有能力的，他怀疑猜忌，功勋卓著的，他弃之不用，照这样干下去，即便占领秦朝的许多地方，又怎么能避免败亡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