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国Groove Coverage乐队经典英文歌《GOD IS A GIRL》在国内疯狂传播时，我们知道了西方有个“上帝”同时也知道了“上帝是一个女孩”。甚至让我们开始觉得，除了基督教再没有别的“上帝”了。孰不知，“上帝”在过去的几千年来也一度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华夏文明中极为重要的文化内涵。可当这件地地道道的汉服，被西方的宗教披在身上后，却使我们遗忘了这本是我们传统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本质。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国人睁眼看世界，出现了一大批新名词。从“洋油”、“洋车”等生活日用品，到如“化学”等学术名词。也使我们很多原有的名词有了新的指代，如“元旦”本来是指我们农历的一月一日，如今却成了阳历的1月1号。让我们傻傻分不清的还有，原本就有着丰富内涵的历史名词，不过是在翻译外国典籍的时候借用来指代西方文化中相似概念的，“上帝”一词便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了。

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上帝”其实是由来已久的，钱君以为：我们的史籍中关于夏代的记载称之为“夏后氏”，其实便是作为与“上帝”相对的概念“下后”的基础上产生的。《左僖公二年传》：“虞师晋师灭下阳”，《公羊传》、《谷梁传》则称之为“夏阳”。《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山海经海内经》也有“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的记载。比较之下不难发现，古时候的“下”与“夏”是通用的。所以，“夏后”便是“下后”。当我们称至高无上的天上的王为“上帝”的时候，便很自然的会将地上的王称之为“下后”与之对应。这与周王以及后世的皇帝均自称“天子”其实是一个概念。

钱君有必要一提的是，古时的“后”是专指代帝王的专有名词，与“後来”的“後”概念完全不同，当简化为简体字时便统一简化为“后”了。

今天，我们对殷商时候的“上帝”信仰，除了被记录在甲骨文中对“帝”、“上帝”、“天”的占卜，其他的已经知之甚少。好在周人克商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周公。我们才可以一窥商周时期对于“上帝”的信仰，以及基于这种信仰而产生的神权政治。曾经，商人也到处宣称，他们是受了“上帝”的旨意来作万邦的共主，下民在地上的最高统治者的。现在远在西陲文化落后的周人不仅克了商，取代了商人共主的地位，还接受了商人对“上帝”的信仰。同时，周公又新赋予了它“德治”的思想。

于是，周公向殷商的遗民宣称：你们的先王从商汤到武丁，他们本来遵照上帝的旨意来管理他们的国家的，作万邦的共主。他们是有德行的，并且敬畏上帝，诚心的向上帝祷告，所以他们受到上帝的庇护。那以后的王开始变得骄纵，不修自己的德行，祈祷上帝也不那么敬畏了，于是上帝革了商人的王命，并命令我们取代商人来作万邦的共主，下民的至高统治者。周公的这一段讲话被记载在《洪范》一文中。周公不止继承了殷商的“上帝”信仰，同时又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我们称之为“道统”。非但如此，周公还用这一套“道统”的观念教育周人，希望他们的统治能够更长久，周代的宗法、礼乐制度便是周公的“道统”思想在形式上的体现。

东周以后，周王室的权威开始衰落，礼崩乐坏、诸侯互相征伐，这令孔子感到痛心疾首。于是，他重新整理了周公的礼仪制度编纂成《周礼》，还一并将周公的道统观念继承了来，作为“儒家”的思想基础。当道教在三国时期开始基于老子的《道德经》兴起的时候，同时也将周公的部分道统思想做了继承和发展。并在以后的两千年里为人们所熟知。

直到利玛窦身穿一件天主教圣袍于天启年间来到中国时，这一切开始发生改变了。钱君以为，作为一个传教士，他最大的成功便是用我们传统文化中早已深入人心的“上帝”的概念来翻译《圣经》中的“GOD”，而这一行为，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却又是大大不幸的。直到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后，“儒学”与我们渐行渐远。我们对“上帝”这一概念中传统文化的内涵渐渐被束之高阁，开始变得鲜为人知。而借用这一概念重生的《基督教》“GOD”的文化内涵，却日趋深入人心。这，真的是我们文化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