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公元1940年，在我出生前，我母亲已生下了三个女儿。在这个重男轻女，讲究传宗接代的民国时期，望着这一窝小凤凤，曾祖母、祖父母及我爸的脸上便少有了笑容。母亲更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看到身边的女人们都有了伢子，有的还生下好几个，母亲便自认命薄。每遇上人们谈儿论女，她便自卑，她便避开。尤其是怀上我后，母亲更是惶惶不安的过着日子，生怕生下来又是个妹子。

民国二十九年正月初九日，是我母亲最恐惧，也是最高兴的一日。当我“哇”的一声坠地，接生婆说是个伢子时，我母亲简直不相信自已的耳朵，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得了个曾孙子，曾祖母高兴了，拄着根拐杖，逢人便说我是一条龙的八字。

全家人都高兴了，笑开了。

生下我后，母亲虽挺起了腰板昂起了头，但日子过得并#你的人生格言是什么# ：

不轻松，因乡村里经常死小孩，母亲带着我就像顶着一碗水，生怕有什么不测，提心吊胆的过着日子。

我的出生，给我家带来了转机，出现这种变化，是多亏了我的曾祖母。

曾祖母40来岁便守寡，她有两个儿子，老大无儿，老二有二子，曾祖母作主，把她的大孙子过继给老大，维持着两家香火。

曾祖母有六、七亩田产，除分一部分给了两个儿子外，她自己还留下两亩来田单独生活。

我祖父家境也不好，我大姐二姐出生后，祖父便让我父母出来单过，一家人就只能靠父亲打零工过日子，生活很艰苦。

我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好运。那时，曾祖母己80岁了，自感日子不多了，这时得了个曾孙子，四代同堂，老人家非常高兴。为早日了却自己的心愿，在我满月的那天便请来了证人，把她留下来的两亩来田写给了我这个曾孙子。第二年春，我刚滿一岁，曾祖母便撒手人寰了。没过几年，我祖父母又先后去世了，我父亲又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两亩来田，于是，家里便有了四、五亩的田产了。这时，我已有了个妹妹，已是七口之家了。我爸每年收下稻子后，又种些苞谷、蕃薯、荞麦之类的杂糧，吃饭总算不用发愁了。但也只能说是有了碗饭吃，生活还是很艰苦的。白菜、萝卜，年头吃到年尾，很难吃上几次肉食。我们那里的萝卜菜，萝卜头像拇指头，最大的也不过牛眼大，做成的菜尽是青青的萝卜叶子。母亲总是把碗菜翻来翻去的找萝卜丁夹到我碗里，便是这顿饭最好的东西了。吃久了，吃厌了，我一见萝卜白菜便撅嘴巴不高兴，滚下桌子来不吃饭了，倒在地上大哭大闹的。这时，我母亲便会走到鸡窝旁，若有鸡蛋，便煎个鸡蛋来圆场。后来，我二姐便出去捞虾米。那时的山村，地头山边的水沟里有许多小虾，二姐捞一次可供我吃上好几天。虾米蒸豆豉，这个菜可解了我的馋，成了桌上的保留节目，几乎餐餐都有。

我小时候也有点薯片、包谷子、炒米之类的零食吃，但像城里孩子吃的那种糖果，别说吃，见都没见过。不过，山区的孩子比较村野，嘴馋了，经常结伴去山头河畔寻野果吃。现在想起来，最不好的是结伴去地头偷人家的黄瓜吃。晚上天黑看不见便乱摸一气，大大小小的黄瓜一扫而光，手里拿不下了，便像撇手榴弹那样，将黄瓜撇在裤腰上，然后一阵小跑来到我们小孩子的大本营一一石板桥上大嚼大吃起来，十分解馋。第二天，便听到远处传来了一声声的骂声，丢失黄瓜了。记得有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坐在石板桥上看选阿公在河里捉鱼，他从石洞里摸出了一条又黄又大的黄瓜来了，选阿公手举黄瓜指着我们生气地说，“看你们这些孩子，胡闹不胡闹，把人家的黄瓜种都摘来了”。也可能是山村孩子会寻些乱七八糟的野食吃，故生活虽苦但不缺营养，还一天到晚的，不停的在田里玩泥巴，在水沟里捉小虾，乐不知疲的。

在我生活的民国10年里，我们那个山区里的人们，生活得还是很平静的。穷人虽穷，但没听到有人说吃不饱饿肚子的，也没听说富人富得天天大鱼大肉，专横跋扈的。村子里有个富人，解放后划了地主，是我们一个宗族的。我经常跟他家的四个儿子玩，也常到他们家去，他们住的也是土坯屋，只是看去比较新，因盖得较晚。他们穿的也是粗布衣服，我还见过他们吃薯丝饭，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与今天比，还真赶不上乡村的小康人家。你想，开门便是山，出门便是乡间小路的山村，富又能富到哪里去？

山村里也有要饭的，我知道的只有一个，就住在离我家很近的上屋里，是一个老婆婆，大人们都叫她邓婆婆，我们小孩子叫她邓阿婆。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出嫁了。二女儿叫四保，长得不好看又有点结巴，不好嫁。邓婆婆也不是经常去讨米，去时常带着四保女，手里抓着一个细长的袋子，每次出去，都见她俩能提些米回来。由于离我家近，我经常见到邓婆婆，有时还到她家去玩。大人们逗我时，常说我偷了邓婆婆。邓婆婆住的屋子乱得很，里靣尽是些旧衣服，烂木头的，但没听她说过肚子饿吃不饱。

乡村里还经常见到两个叫化子，好像不是本地人，一个叫吴化子，另一个记不起叫什么了。叫化子都是男的，头发像个毛栗球，肩上的竹棍子上背着一个布袋子，衣服长长短短的，走起路来慢悠慢悠的，东张西望的。叫化子一般不进住户人家，也不到住户人家去要米要饭，不知他们平时吃些什么？但每当地方有红白喜事时，都见他俩在场。屋主人好像还很欢迎他们，都会多多的打发。这吴化子两人来到我们这里时，便住在离我外婆家不远的小庙里。

还有一种人是脚不能走的，又无儿无女的残疾人，这种人住在一个大木柜里，屋场里每个住户给他送一天饭，吃完一轮后，再由屋场的人把木柜抬到下一个屋场去，如此在地方转折轮回，过着吃百家饭的生活。村民们也认为这么送饭，自已也是在做善事，可见，山村的民风还是很不错的。

每年大年过后的正月里，还有送财神的来。这财神就是在一张三寸见方的小红纸上蓋上一个菩萨像，小红纸的四角还有财、神、菩、萨四个字，每角一个。财神菩萨很像今天扑克牌中的k、Q、亅，只是没这么精致。这送财神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一身褴褛，很穷的样子，实际上就是变相的讨米的。他们走村串户，每户必至，像查户口似的。来到你家，便站在门口唱赞歌：

财神菩萨进门来，

一招喜来二招财。

财神菩萨四个字，

走进门来就管事。

财神菩萨坐在东，

代代儿孙做相公。

财神菩萨坐在西，

代代儿孙穿朝衣。

东边打发东边富，

西边打发开当铺。

金子银子斗来斟，

人生富贵万年兴。

谁听了都高兴，都会打发。

正月里还有放春牛的，也是一张小红纸上盖有一条骑着牧童的小牛，象征着大年一过后，一个繁忙热闹的春耕春播即将开始了。

身处丘陵山区，交通闭塞。到省城、县城都有上百里的路程，都是山区小路，运点东西全靠肩挑。别说平民百姓，就是富人也没有几人去过省城的。

山村里空气清新，风景静美，农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民国时期的山村里，经济很落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经营活动。也有银元，但很少有人使用，也不怎么值钱，我还清楚地记得，1958年在我家墙缝里发现了几块银元，拿到银行去，一块银元只换到一元人民币。那时，纸票子也用得很少，在我的模糊印象中，好像只见过一种叫“关金”的票子，头像是直放的，字也是直写的，认票子是直看，与常用的票子不同。卖买多是以谷抵工换物。量具是担、斛、斗、升，请长工讲多少担谷子一年，请短工讲多少升谷子一天。我到铺子里买爆竹，也是偷偷的量一、两升谷子去对换。买梨子的担子来了，也常常是把我捡禾穗得来的谷子去换。那挑担子也不量，把你盆子里的谷子看一下，然后抓两个梨子给了你，每次换都是两个梨子。谷子多时给两个大一点的，谷子少时便给两个小的，尽占我们小孩子的便宜。

后来可能是感觉这种以谷抵工换物很不方便吧，地方上出现了一种叫“会子”的纸条子，上面写有金额钱数，是地方上有诚信的富人开出来的。这“会子”还能在地方流通使用。它可能就是今天“支票”的前身。我爸手中也用过这种“会子”。

奇怪的是，那时没见我爸去交过税，也没见我爸去给“保”上送过粮，也没有见左邻右舍去交税送糧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山村偏僻无人管？我就搞不清了。

那时山村的医疗很落后，没有医院，常用的药只有四样一一仁丹、痧药、万金油、神茶。药很便宜，一般人家都备有，有病了不用问医生。肠胃不舒服吃仁丹，这仁丹是一种枣红色的丸子，大约小鱼眼；头痛脑热则抹万金油。这万金油是一种浅黄色的油膏，装在一个像酒瓶子盖大小的盒子里。这万金油倒真有立竿见影的功夫，在眉宇间抹上一点点，顿觉额头上凉风飕飕，皮下麻麻辣辣，片刻，头便感觉舒爽多了；受了风寒便往鼻孔里喷痧药，这痧药是一种灰色的粉末，装在一个大约拇指的，蓝色的瓷瓶里。用时，取点放在食指上，用鼻子一吸，马上喷嚏连连，想止也止不住了，直喷得你涕泪横流，全身筋骨如酥，人顿感万种舒爽，至于能不能治感冒风寒，那就搞不清了；至于神茶，则什么病都可以治，我7岁时得了麻疹，浑身是红点点，发烧发热的，就是我母亲从神医辉恩先师坟前，请来的神茶治“好”的。

乡村也有一、两个土郎中，用药只知草药和丹方。我四、五岁时肚子常常恶痛得在地上打滚，母亲急得只能是跪着求菩萨，后请来了郎中开出一个丹方，将拧紧的黄泥团烧红，马上放入粪池中，那情景，只见粪水翻滚，臭气熏人，取出阴干后煮汤喝，说这汤属凉性，能消火止痛。我一万个不情愿，但这是郎中之方，父母之爱，加上肚子痛起来实在要命，只好闭着眼睛喝了，可什么作用都没有，肚子照样痛。

那时女人生孩子，接生的叫接生婆，都是连小学都没上过的文盲，设有一点卫生知识，断脐带用剪刀，包肚脐什么布都行。孩子因此常出现肚脐发炎糜烂，乡村里叫“脐风”，死了不少的婴儿。我母亲说，在我前靣她还生过两个男孩，一个是难产没有了，一个是脐风设有了，她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幼儿也难带，经常死小孩。村头有户人家，前两个男孩都是带到两、三岁时便夭折了，后请来了一个单身老头，把两个孩子都挖出来烧掉了，说这是在等伴，若不烧掉，后面的孩子还活不成。唉！在缺医少药，听天由命的民国时代的乡村，我能活过儿童时代，虽不能说是九死一生，但也是过了一关又一关，才长大成人有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