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亦称大汉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九成。称谓始于汉代，并沿用至今。汉族经过长期历史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民族。汉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父系基因较纯的族群，在中国各地皆有分布。

历史发展

从约公元前5000年起，当今汉族的主体华夏族在黄河流域起源并开始逐渐发展，进入了新石器时期，并先后经历了母系和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公元前2700年，活动于陕西中部地区的一个姬姓部落，首领是黄帝，其南面还有一个以炎帝为首的姜姓部落，双方经常发生摩擦。两大部落终于爆发了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之后两个部落结为联盟，并攻占了周边各个部落，华夏族的前身由此产生。

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即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公元前21世纪，中原地区的原始公社制时代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阶级社会已经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土地上。从公元前21世纪以后，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几个王朝。首先在黄河及其支流渭、汾、伊、洛下至河济之间以及淮河支流汝、颍上游；继而发展至淮河、泗水、长江、汉水的广大地区。西周时，已出现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名，以与蛮、夷、戎、狄相区别。

春秋时，华夷贵贱尊卑的观念已很强烈，当时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族类与文化都被重视，文化尤为首要因素。华夷因礼俗、服饰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秦、楚不仅与齐、燕、韩、赵、魏同称诸夏，而且是两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七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但族体相同，形成诸夏统一趋势；于是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分布区域也已达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东南湖湘吴越等广大地区。

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建立了秦朝，随后汉朝建立，并统治中国400馀年，该时期中国版图空前扩大，此时汉族人口分布仍集中与黄河、淮河流域，从西晋末年起，汉族人口逐渐向长江、珠江及中国东南部大规模迁徙，而从西晋到隋代的建立这一段期间，汉族进入中亚和云南。到明，清时，南方汉族人口便超过了北方。自明朝起汉族开始零星向东南亚移民，从19世纪起又有汉族向欧洲，北美等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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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

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1]。

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崛起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位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称雄于中原。追本溯源，汉族世称“炎黄世胄”、“黄帝子孙”，其源盖出于此。其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民族–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直接的族源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更是明言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其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不仅如此，后来崛起的周民族与留居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黄部落也有着族源关系。如周民族的女祖，《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就是一个姜姓部落，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外祖世系就姓姜的炎帝部落。关于周民族的男祖，就是姜嫄所生的弃，《史记·周本纪》说：“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黄帝就是一个姬姓部落，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祖父世系就是姬姓的黄帝部落[1]。

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从这个分布中可以看出东夷集团主要分布在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在汉族与东夷集团的族源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互动和融合，在夏民族之后，也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1]。

苗蛮集团是汉族的第一个支源。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它最早的活动范围在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今鄱阳湖)和洞庭之间。 苗蛮集团与炎黄、东夷不同，它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一方面苗蛮集团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民族中还盛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另一方面，苗蛮集团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发展形成为楚民族，成为华夏民族的族源之一，从而成为汉族的支源之一[1]。

百越集团是汉族的第二个支源。远古之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以及岭南一带。 百越集团的种类很多，史称“越有百种”。与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如于春秋战国时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而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族。 而百越集团中以其他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虽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僚人，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俚人、僚人中的一部分也被同化于汉族之中，这个问题已涉及到汉族的发展问题，但仅此也可看出百越集团是汉族的又一支源[1]。

戎、狄集团是汉族的第三个支源。戎、狄是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原之西、之北各氏族、部落的泛称。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之前戎、狄是互通的。当时，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狁、鬼方、羌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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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国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国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1]。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1]。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1]。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1]。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1]。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1]。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1]。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1]。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1]。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1]。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黄帝之后，因护送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封西方，因长期与西方犬戎作战，常被东方六国视为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1]。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夏侯国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楚、南以秦、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1]。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1]。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1]。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1]。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1]。

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展、转化的历史活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之后，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又演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气贯长虹的一幕。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1]

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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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图腾

到封建社会则成为皇权的标志，皇帝是龙的化身，皇后则为凤的化身。皇帝的容貌、身体、服装、座位、床铺……都冠“龙”字。影响所及，民间迷信认为帝王是龙转世，俗称“真龙天子”。而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都戴凤冠，皇宫的建筑称为凤阙或凤楼，皇后乘坐的车称为凤辇，皇后仪仗所用的华盖称为凤盖。总之，在宫廷的装饰艺术中，龙凤无处不有，始终处于显赫的地位。现在龙凤作为皇权的标志虽然随封建制度的崩溃而消失了，但民间仍以“龙跃凤鸣”来比喻才华出众的人物。

汉族对龙凤的崇拜在民间习俗中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由于民间迷信龙能行云布雨，所以龙王庙与土地庙、祖庙一样遍布汉族民间，用以祈求龙神调和风雨，使五谷丰收。大旱季节常举行求龙降雨的仪式。同时，民间还崇奉龙山，将村前、村口或村后某座山视为龙山，山上草木视为龙鳞，山脉视为龙脉，均为神物，严禁砍伐和破坏。有的农村为了求得五谷丰收，每年正月要行迎龙仪式，此俗至今仍兴。

汉族对龙凤的崇拜，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一系列特殊的传统习俗。

元宵节耍龙灯，端午节龙舟竞渡，喜庆日要跳龙舞、凤舞和行凤凰灯。南阳汉代画像砖刻中就有凤舞的形象。过春节时，华东地区一些农村的民间艺人手持五彩凤凰灯，唱着赞歌到各家祝贺。

由于龙的形象威武严肃，象征个性的坚毅刚强，所以汉族民间喜以“龙”作为男性的命名；而凤的形象艳丽优美，象征女性的美貌温柔，民间又有喜以“凤”作为女性命名。此俗至今犹然。

由于人们对龙凤的崇拜，千百年来，龙凤形象的纹饰遍见于绘画、工艺美术、雕刻、建筑装饰以及民间文艺创作之中，人们可以从龙凤的艺术形象中，直接感受到汉族传统文化的气质和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因此，龙凤纹饰也就成了汉族传统文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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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习惯

汉族冠礼仪式

古代十分讲究礼节，礼俗别具一格。

在相互交往中，古代汉族对于不同的对象均有相当的礼节，分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隶拜九种，称“九拜”。后经发展、演变，一般最常见的有打拱、作揖和跪拜三种。

打拱，就是右手在内，左手在外，两手合抱以示敬意。古俗男子吉拜尚左，而女子吉拜尚右，称之“纳万福”。凶拜，即不友好的拜见礼则相反。作揖，除拱手外，还要弯腰鞠躬。揖有高揖和长揖之分。高揖即双手高举，长揖除拱手高举外，还要自上而下，行鞠躬礼。打拱和作揖往往连用，大约是古“九拜”中之“振动”演化而来。这种礼节无尊卑上下之分，为平辈之间的常礼。在古代汉族民间，友人相遇也往往边说“谢”，边打拱作揖相让，以示尊重。

跪拜，是汉族的一种庄重的礼节，主要包括稽首、顿首、空首等形式。稽首是叩头至地并停顿一段时间，原是“九拜”中最恭敬的一种礼节，常作臣对君之拜。顿拜，即头叩地，通用为下辈对上辈、下级对上级的拜礼。空首，是手着地，拜头至手。此外还有只屈一膝的“奇拜”，清朝时极流行。

辛亥革命后，随着封建君主制度的废除，跪拜礼遂被废止，但并未绝迹，直到解放后才彻底摒弃，但民间下辈对上辈有时也偶用此礼以示敬重。同时，打拱作揖的礼节也渐被握手礼、举手礼、注目礼、问好礼以及点头招呼所代替，但并未完全绝迹。

尚农务本

汉族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农业人口一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尚农风俗源远流长。从远古起，汉族就视农业为本业。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子就提出了“以农业为本”的主张。他说：“仓禀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韩非子·诡使篇》。在尚农思想的影响下，汉族社会形成了“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商君书·画策篇》。“男耕女织”可说是一幅典型的汉族社会风土人情画。只是到了现代，特别是解放后才有了较大的变化。

二十四节气是汉族农历特有的重要部分，它的形成和创立与汉族古代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习俗密切相关。随着一年四季气候的变换，农事和农活的内容也随着变化。二十四节气名称本身的含义，都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至今汉族农民仍习惯按节气进行农事，安排农活。

尊祖敬老

尊祖敬老是汉族的千古遗风。尊祖即是对祖先的崇拜。商代时即信上帝与祖先合一的一元神，周代则信上帝与祖先分开的二元神，而崇拜祖先神是更为重要的传统。汉族的祖先崇拜主要是祭有功绩的远祖和血缘关系密切的近祖。

崇祖习俗直到近、现代。民间尊祖的祭祀活动仍十分隆重，有时祭、堂祭、节祭、岁祭、房祭、祠祭等，逢年过节有的还要瞻仰历代祖宗遗容面像，以表不忘祖宗，并与祖宗共享喜庆或求祖宗赐福保佑。汉族供奉祖先的地方叫祖庙或宗庙，祖庙、宗祠遍布各地。

与尊祖习俗相关，在封建宗法制的长期影响下，汉族喜聚族而居，定期纂修宗谱。由于聚族而居，汉族自古多三世同堂，及至五世同堂，有的累世同居长达几百年，真是“长幼济济，风礼著闻”。这种世代同居共财的宗族，俗称“义居”或“义门”。明代时浙江省浦江县郑氏甚至九世同居，明太祖就曾诏旨特敕建造郑义门给予旌表。如今家庭形式虽趋向小型，但三代同堂的家庭乃较普遍。

称呼习俗

在中国，汉族传统的辈分观念长期存在，以本身为中心，上有四代长辈，下有四代晚辈，形成了“高祖、曾祖、祖、父、本人、子、孙、曾孙、玄孙”的“九族”血亲关系，这就是九个层次。如果把旁系的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联系起来，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亲属系统 。这里仅选其中的一部分，以显示其层次关系。

第一层：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长二辈)

第二层：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叔父、婶母、舅父、舅母、姨父、姨母、姑父、姑母、岳父、岳母(长一辈)

第三层：(本身)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堂兄、堂嫂、表兄、表嫂、内兄、妻妹、襟兄(同辈)

第四层：儿子、女儿、侄儿、外甥、内侄、侄婿(晚一辈)

第五层：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侄孙、侄孙女、孙媳、外孙媳(晚二辈)

亲属称谓是以辈分划分的，不受年龄限制，哥哥比弟弟大几岁，哥哥的孩子又比弟弟的孩子大几岁，几代之后，大门的后代与小门的后代相比，同辈人可能差上几十岁，并不因此而影响辈分关系，常常会有长胡子的孙子或怀抱着的爷爷。所以，汉族常“大门转小辈”之说。

生活中，为了表示对人的尊敬，也有不注意层次的特殊现象。如：某家有一位受尊敬的长者，家里晚辈称之为爷爷、奶奶、老爷、姥姥等，街坊邻里不分男女老幼，可能都称其为爷爷、奶奶、老爷、姥姥，不过称谓前常常冠以姓名。如“红楼梦”里的刘姥姥，“骆驼祥子”中的刘四爷。有时在称谓前加上“他”字，如：他大伯、她二婶、他姥姥、她李二哥等。类似的称呼，在今天还广泛使用。

尚红贵黄

在对色彩的崇尚上，汉族有尚红色、贵黄色的习俗。

尚红，早在《礼记·檀弓上》就记载说：“周人尚赤”。这种“尚赤”风土人情在汉族古代有许多表现：中国古称“九州”，又别称“赤县神州”；“赤鸟”被视为瑞鸟，又被作为太阳的别称；纯洁善良之孝子被誉为“赤子”，忠心赤诚的高尚品德称为“赤心”；商、周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的主要原料铜，被誉为“赤金”。久而久之，本以火的颜色为“赤”，遂发展成泛指一般的红色。

由于汉族把红色作为吉祥、喜庆、美丽的象征，所以常把妇女的盛装称之为“红妆”，并以“红妆”代指美女；或把妇女美丽的容貌称之“红颜”，也指代美女；或把少妇的住房称为“红闺”；甚至盛装出游的男女也被称作“红男绿女”。不仅如此，汉族民间把红色作为革命的象征，历代农民起义中，有的称“赤眉军”，有的叫“红巾军”，还有“红袄军”、“红灯照”，直至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也曾称为“红军”。

在汉族民间习俗的贺庆寿、婚礼中，均要用红色来点缀环境，渲染气氛，如生小孩要在门上挂红布，贺寿的寿面要用红纸相扎，新娘要穿红衣，逢年过节送礼也要贴红纸，年节及喜庆送钱要用红纸包装，俗称“红纸包”。凡此种种俗称“红喜事”。

汉族在尚红的同时又贵黄。《白虎通义·号篇》云“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色为五色中最高贵，代表中央，因此，汉族古代皇帝均尊黄色为正色，皇帝穿的龙袍又称“黄袍”；祭祀时也要穿黄色的衣服以示隆重，庄严；不仅道教敬黄色，服黄色，而且佛教也认为黄色素雅、绝俗，有超然物外的情味，故其服装、建筑及其他装饰多用黄色，器皿多“鎏金”(即“涂金”)。汉族民间贵黄最典型的是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甚至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口号。

此外，汉族还忌白，认为白色代表悲哀、痛苦和死亡，所以丧礼均用白色来表示肃穆哀悼。丧事又俗称“白喜事”。

婚俗

汉族婚礼习俗源远流长，民族色彩浓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仪，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称之为“六礼”。

“纳彩”即男家请媒人向女家提亲，后人叫“说媒”；“问名”即双方变换年庚，近代称之为“换龙凤帖”，然后卜卦“合婚”；“纳吉”即为“订婚”；“纳征”为男家向女家下聘礼，俗称“彩礼”；“请期”就是选择好婚期吉日征求女方意见；“亲迎”即为迎娶新娘。

从古至今，婚俗虽因时代变化，或贫富相异而有繁简之别，但基本仪式程序相似。即使到了现代，自由恋爱兴起，仪程更趋简化，不过媒人(介绍人)通言、相亲、定亲和迎娶等习俗仍有一定保留。

“六礼”中以“亲迎”内容最为丰富多彩，主要习俗有铺房、哭嫁、撒谷豆、“举火”、“泼水”、障面、穿红衣、新娘足不履地、坐花轿、“跨马鞍”、拜堂、撒帐、交杯、闹房等。两千多年来，这些“亲迎”习俗经久不衰，近代随着社会的进步虽有所革新和演变，但基本方面变异不大。

在婚制方面，古代汉族虽通行一夫一妻制，但纳妾现象较为普遍，近代俗称“讨小老婆”或“娶姨太太”，而寡妇一般不准改嫁，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理学兴起，规矩甚严，有的基本要终身穿素服守寡。

在婚姻形式方面，旧时除明媒正娶外，还有买卖婚、表亲婚、换亲婚、转房婚、招养婚(俗称“入赘”)、典妻婚、童养婚、指腹婚、孝婚以及冥婚等。

育俗

妇女怀孕，汉族俗称为“有喜”。

小孩出生第二天要做“三朝”。小孩出生后，大都紧闭双眼，总要到三朝(即三天)或三朝以后才睁开。按旧俗，孩子睁开眼后要先看父亲，后看母亲，然后再看其他亲友，以示永远孝顺父母。这时来探望的亲戚朋友往往馈赠鸡蛋、红糖、小孩衣物等礼物祝贺。其中鸡蛋染成红色，称为“红蛋”，因是贺喜，故也称“喜蛋”。

满月，称为“弥月”。旧俗要给孩子理胎发，俗称“剃头”，办酒席庆贺。有的地方规定农历四月初八为新生儿的“剃头”日。现代汉族对小孩的满月已视为常事，但有些地方的农村还比较重视，往往要请满月酒。

周岁，是小孩从出生以来最为隆重的日子。古俗，孩子周岁这一天要测试其前途。方法是男置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篓，以及各种食物、衣服于桌，让孩子自取，取中者为其前途之往兆。现代汉族对小孩周岁普遍较重视，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般都要给小孩拍照留念，并做新衣服，吃鸡蛋面条以示祝贺。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有的还办生日酒，款待亲戚朋友。江南农村还有包周岁粽子的习俗。这种粽子包得比一般的粽子长，寓意孩子快长大。

古代汉族男子到20岁时，选择吉日，敬请宾客，由父亲在宗庙里主持冠礼。《礼记·冠义》记载：“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女子15岁时行笄礼，《仪礼·士昏礼》中对“笄”的注释说：“笄，女之礼，犹冠男也。”冠礼和笄礼的举行表示人已成年，可以结婚了。近、现代早已不实行这些礼仪，只是在年满20岁时往往比较隆重地庆贺生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举办生日酒，宴请亲戚朋友；一般人家也要略备酒菜，吃鸡蛋面条，举家相贺。

丧葬习俗

汉族丧葬旧的传统是讲究重殓厚葬，并且夹杂着许多迷信的习俗。汉族自古盛行棺木土葬，葬礼隆重，分殓、殡、葬三个阶段进行。

殓，就是给尸体穿衣下棺。人初死入殓前要给死者招魂、沐浴。殓分小殓和大殓两步。小殓是给尸体裹衣衾，一般用布帛，富庶人家用丝绸，有的皇族用玉衣。

大殓是把尸体装进棺材。棺材称“寿材”，男棺刻有“寿”字，女棺刻有“福”字，有的则刻以“福禄寿”三字的合写体。小殓时还要把米放在死者口中，富庶人家含璧、珠等，皇族含玉，近代则含一银元，均称之为“饭含”。大殓时往往随殓一些物品，一般人有衣、被及日常用品等物，富庶人家及皇族随葬物品繁多且贵重。

殡，就是入殓后停柩于殡宫，殡期长短不一，少则3日，多则30天，主要由奔丧者而定。古代多停棺3个月而葬，至多达7个月。汉族传统习俗，父母死亡，儿女必奔丧，否则为不孝。而亲朋好友将来哀悼祭奠死者，称之为“吊丧”或“吊唁”。奔丧者均要丧服。古代汉族丧服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织麻五种，称为“五服”，用粗、细不同的麻布制成，按亲疏关系不同而穿不同的丧服，称为“披麻戴孝”。近代多用白布做丧服。现代城市一般兴胸佩白花，臂戴黑纱。

葬，就是掩埋死者遗体，即棺木入土。旧俗入葬前往往要看风水、择坟地，谓“择吉地”。送葬又叫出殡。送葬时，古代汉族一般是“孝子”在前执绋，挽柩者唱挽歌。挽歌到近、现代演变为哀乐。亲朋好友写挽词或挽联送葬，到近、现代又演变成送花圈，花圈上写挽联。

古有以人殉葬的习俗，后逐渐以陶俑代之，到近代则以纸扎人像伴葬。

葬礼以后，有做七、断七、百日、周年等追悼仪式，并将牌位送归祠堂，这已从葬礼时对人的仪礼转为对“鬼灵”、“祖灵”的仪礼。

另外，汉族还有“归葬”的习俗，就是将死于他乡的遗体归葬原籍。

丧事期间，死者亲属要穿孝服，在灵堂守灵。中国古代礼制，把孝服按与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分为五等，在现代汉语里还有“五服”这个词，表示血缘关系的远近。孝服用白布做成，这与西方民族穿白衣做礼服的习俗大不相同。在古代，出殡时有人唱挽歌，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过《挽歌诗》三首。后世的挽联、挽幛就是从古代的挽歌演变而来的。

丧葬仪式规模大小与死者的地位身份密切相关，在封建社会对不同地位身份的人丧仪都有严格的规定。王公贵族、富豪之家常以规模宏大的丧仪来炫耀自己的权势。

尊长死后，子孙要在家守二十七个月，其间停止交际和娱乐，做官的也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以表示对尊亲的哀悼，称“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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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服饰

汉民族有自己悠久华美的服饰，即汉服。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汉衣冠、汉装、华服，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其主要特点是交领、右衽、束腰，用绳带系结，也兼用带钩等，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

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延续到甲申之难。1644年清军入关后，建立了以满族为核心的高度集权政府。满清统治者下令全国剃发易服，汉服逐渐消亡。

1683年，清军入台湾，灭郑成功余部，从此汉服从华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彻底消亡。在经历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后，今日的汉族逐渐忘记了曾经的衣裳，成了世界上惟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今天人们看到的唐装和旗袍、长衫都是满族的民族服饰或改良。

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再次穿起了汉服，同时通过恢复传统节日，恢复传统礼仪，祭祀先贤，推广传统学说，宣传传统乐器等重新宣导恢复传统汉服并身着汉服进行推广，这项由民间自发兴起的运动被称之为汉服运动。

。民族建筑

汉族由于分布地区广大，其传统住房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样式。居住在华北平原的汉族，其传统住住房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居住在东北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与华北基本相似，区别在墙壁和屋顶，那里的住房一般都很厚实，主要是为了保暖；居住在陕北的汉族，则根据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地下水位低的特点挖窑洞为住房，窑洞不仅冬暖夏凉，而且不占耕地面积；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以木建房为主，讲究飞檐重阁和律卯结构。由于南方各地习俗和自然条件不同，在住房建筑布局上也有差异。如丘陵山地的楼房依山而建，江浙水乡则注重前街后河，福建的土楼庞大而美观，苏州的楼阁小巧而秀丽。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汉族，其传统民居的共同特点都是坐北朝南，注重室内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另外，汉族建筑独树一帜，有重大成就的是古典园林建筑。古代园林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意趣，以自己丰富的历史内涵和追求，在世界园林史上独树一帜，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国园林具有悠久的历史。传说中的黄帝曾于昆仑山置“圃”，“圃”就是园林。中国有据可查的园林史已有三千多年了。中国园林的种类，按其归属，大致可分为四类：皇家园林、私宅园林、寺庙园林和公共园林。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皇家园林主要建造在北方，如北京的三海(中南海、北海)、颐和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等。私宅园林主要在南方，多集中在苏州、扬州、杭州等地，园主多为当时的贵族、富豪。如苏州的拙政园、沧浪亭、狮子林、留园，扬州的个园、何园等。寺庙园林大量出现于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之后，一般说来，它是寺院的附属建筑。现存较大的寺庙园林是山西太原的晋祠。公共园林多分布于山明水秀之地，如济南的大明湖、杭州的西湖和泰安的泰山等。

中国园林的三大艺术特色：一、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二、借景寓情，以景明志，注重意趣。三、造园手法含蓄、曲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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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

汉族是有音乐传统的民族，汉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创造。秦以前，汉族先民已创造了乐器和乐曲，发明了乐律。

戏曲音乐：汉唐盛世，汉族音乐以歌舞音乐见长；宋元以后，则以戏曲音乐为主。当今世界公认的音乐律制，如五度相生律、纯律及平均律，汉族皆独立发明。

乐府诗：从汉朝到唐朝，汉族与兄弟民族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汉族歌舞音乐发展臻于极盛。汉代出现国家设立的音乐机构——乐府，由它收集整理的乐府诗，都有曲调可歌。 北方民歌：汉代北方民歌有《徒歌》、《但歌》、《相和歌》。北魏至隋唐，南方和北方汉族民间音乐统称为《清商乐》或《清乐》，含民歌和舞曲，是燕乐的组成部分。又有宫廷雅乐，还有吸收兄弟民族音乐创作的鼓吹曲，如《战城南》；横吹曲，如《紫骝马歌》等。这一时期著名琴曲有《广陵散》和参与胡笳而写的琴曲《胡笳十八拍》。

曲子：唐代民歌称为“曲子”，见于敦煌资料，如《菩萨蛮》、《剑器词》等，都有音乐曲调，以后发展为文学形式词牌。唐代多段大型歌舞曲称为“大曲”，综合器乐、声乐和舞蹈，长达几十段。

南戏：宋代戏曲音乐主要有杂剧音乐和南戏音乐。杂音乐吸收了歌舞大曲、北方说唱音乐、民间小唱等音乐因素形成。南戏音乐则以当时南方民间流行的小曲、歌谣为主，吸收流行词调和歌舞大曲的音乐形成。

昆曲：明朝汉族音乐以戏曲音乐为主。明代人称南戏为《传奇》。明以后，杂剧形渐衰落，《传奇》音乐独主剧坛，兼收杂剧音乐，改名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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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饮食

食俗

汉族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以各种动物食品、蔬菜作为副食的基本饮食结构。这与西方诸民族和中国藏、蒙等民族的饮食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差别。此外，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形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惯制。一日三餐中主食、菜肴、饮料的搭配方式，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又因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条件等原因，形成一系列的具体特点。

主食

米食和面食是汉族主食的两大类型，南方和北方种植稻类地区，以米食为主，种植小麦地区则以面食为主，此外，各地的其他粮食作物，例如玉米、高梁、谷类、薯类作物作为杂粮也都成为不同地区主食的组成部分。汉族主食的制作方法丰富多采，米面制品，各不少于数百种。现在，中国东南方仍以米食为主，大米制品种类繁多，如米饭、米糕、米粥、米团、米面、糍饭、汤圆、粽子等；东北、西北、华北则以面食为主，馒头、包子、面条、烙饼、馅饼、饺子等都为日常喜爱食物，其他如山东煎饼、陕西锅盔、山西刀削面、西北、华北抻面、四川担担面、江苏锅盖面等都是有名的面制风味食品。

菜肴

汉族在饮食习俗方面形成菜肴的众多不同类型，是因为受到多方面的条件影响。首先是原料出产的地方特色，例如东南沿海的各种海味食品，北方山林的各种山珍野味，广东一带民间的蛇餐蛇宴。其次，还要受到生活环境和口味的制约。人们常把汉族和其他有关民族的食俗口味概括为“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虽然过于笼统，并不准确，但也反映出带有区域性的某些口味的差异和区别。再次，各地的调制方法，包括配料、刀工、火候、调味、烹调技术的不同要求和特点，都是形成菜肴类型的重要因素。 各地在民间口味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有特色的地区性的菜肴类型，最后发展成为较有代表性的菜系。如川菜、鲁菜、粤菜和苏菜、京菜、沪菜、闽菜、湘菜、浙菜、徽菜等。汇成汉族饮食文化的洋洋大观。

饮料

酒和茶是汉族主要的两大饮料。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也是世界上发明酿造酒技术最早的国家之一。酒文化和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数千年来，构成汉族饮食习俗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世界上也发生了广泛影响。除酒和茶两种主要饮料，某些水果等制品也成为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人们的饮料。

盖碗茶与工夫茶中国是茶的故乡，汉民族喜爱饮茶已成风气。来客敬茶，成为汉族的高尚礼节。而茶已成为世界风行的三大饮料之一。

汉族爱茶、品茶历史悠久，晋代就有提壶上街卖茶水的了。南北朝时已设有茶寮，宋代茶馆遍布街巷，清代民间饮茶之风更盛。茶馆中除品茶外，还供点心、糖果等，另外，还有了曲艺、评书、相声等表演和娱乐活动。不少茶馆特意设在风景怡人之处，使人在品茶解渴、歇脚休闲的同时，还能通过观景而达到赏心悦目、调济精神的作用。也有人在茶馆谈生意、解纠纷，茶馆更集政治、经济、文化功解于一体了。多少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都写下了咏叹茶文化的千古佳句。

节日食品

节日食品是丰富多采的。它常常将丰富的营养成分，赏心悦目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比较典型的节日饮食文化。大致可分为：

1、一是用作祭祀的供品。在旧时代的宫廷、官府、宗族、家庭的特殊祭祀、庆典等仪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汉族的多数地区，这种现象早已结束，只在少数偏远地区或某些特定场合，还残存着一些象征性的活动。

2、二是供人们在节日食用的特定的食物制品。这是节日食品和食俗的主流。例如春节除夕，北方家家户户都有包饺子的习惯，而江南各地则盛行打年糕、吃年糕的习俗，另外，汉族许多地区过年的家宴中往往少不了鱼，象征“年年有余”。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千百年来传承不衰。中秋节的月饼，寓含了对人间亲族团圆和人事和谐的祝福。其他诸如开春时食用的春饼、春卷，正月十五的元宵，农历十二月初八吃腊八粥、寒食节的冷食，农历二月二日吃猪头、咬蚕豆、尝新节吃新谷，结婚喜庆中喝交杯酒，祝寿宴的寿桃、寿桃、寿糕等，都是节日习俗中的特殊的食品和具有特殊内涵的食俗。

饮食中的信仰、禁忌

汉族多在正月初一、二、三日忌生，即年节食物多于旧历年前煮熟，过节三天只需回锅。以为熟则顺，生则逆，因而有的地方在年前将一切准备齐备，过节三天间有不动刀剪之说。再如，河南某些地区以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这天忌食米饭，否则会导致谷子减产；过去在妇女生育期间的各种饮食禁忌较多。如汉族不少地区妇女怀孕期间忌食兔肉，认为吃了兔肉生的孩子会生兔唇；还有的地方禁食鲜姜，因为鲜姜外形多指，唯恐孩子手脚长出六指。